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 ======================= 第十一章 我的恋爱和结婚 -------------- Jwlu 到一九六七年，我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论品貌、长相、文化都不会比其他青年差。但是，地主崽子找对象很难，任你什么样的形象也不行。我的亲戚朋友也很关心我这件事情，四处为我物色人选。但是，他们觉得阶级不好的人必须降低一等找对象。给我介绍过很丑的女孩子，这使我伤心透了。 那是一个姓蒋的阿婆，她是我父母的朋友，先一天下午，她就到了我家里跟我妈妈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讲那个女孩子住在金家湾，要我第二天吃过早饭到她家里，一起去看。 这天我吃过早饭匆匆忙忙的收拾一下，怀着兴奋忐忑的心情去相亲。一路上蒋阿婆跟我说女方家里的阶级是富农，对于你的阶级出身他们家里是不会讲什么的。我问她这女孩子长得如何，有多高，多大年龄。她说等下你见着就会知道的。她跟我在路上约定，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在他们家里吃中饭。大约上午十一点钟，我们到了女方家里。女方的父母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喝过茶闲聊了一阵之后，蒋阿婆直言道，“你们家姑娘呢，今天我是特地带了这个后生上门相亲的。他和他家里的情况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你们不是说要我把他带来给你们看看？快去把你们女儿叫来让他们见见面。”女主人说，“才到前面塘边洗衣服去了，就会回来的。”这时我朝前面池塘方向望去，只见一个瘦小的女孩子，那背驼得就象背了个南瓜，头低得象在地面上寻针一样，提着个木桶朝她家里走来。当她快要上阶基时一抬头，我瞧见了她的面孔，一个没有脖子的脑袋长在两个肩膀中间，黄色的头发下面那双大眼睛鼓得就要掉下来一样。我立刻意识到，给自己介绍的对象就是她。这时，我马上站起身来对蒋阿婆说，“我们走吧。”蒋阿婆见我说要走，只得放下手中的茶碗，跟着一起动身告辞。 ＊ ＊ ＊ ＊ ＊ 回家的路上我没有说一句话，心里格外难受。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脑子里不时浮现出读书时那些漂亮的女同学和现在我周围一些姑娘的身影笑貌。特别是我读初中时的女同学蒋乐宁。她人长得漂亮而且学习成绩又好，班上很多同学都笑我和她是一对。我们俩相互之间印象也特别好。我们一起考取的宁乡二中。二中在陶家湾。那时没有汽车搭，每次放假我们总是步行七八十里路，同回同去。我失学后回家后，她还给我写过几封信，信中充满了对我的安慰和同情。后来别人给她做介绍找对象，她看了好几个都不同意。她跟介绍人说，最中意的人是我。阶级不同，她家里人是不会同意的。我和她的交往中，也没有与她谈恋爱的想法。 ＊ ＊ ＊ ＊ ＊ 过了几天，生产队出工休息的时候，几个姑娘和我坐在一起。其中陈雪枚笑着问我说：“你那天相亲去了，中意吗？”我说，“没有去呢。”她们一起对我大笑不止。原来，她们对我去相亲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只好承认去了，并讲了那天相亲的经过。她们听了都说，你不要找那样的人，还怕以后找不着对象吗。她们避开我，在议论着，“什么都好就是阶级太高了。” 生产队的好几个姑娘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在一起总是谈论找对象的事。一天大家在田里收棉花，一个姓张的婆婆一板正经的问她女儿说，“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叫贞妹子的女孩子大胆地把手朝我一指说道，“这个样子的。”弄得我满脸通红。我知道她是贫农阶级，对于自己这个地主子女，是相隔着一堵高墙、一道深渊。 自那次去相亲后不久，我就和陈雪枚开始谈爱了。我们两家的关系当时往来得是很密切的。陈雪枚的小弟弟及妹妹当时生病几次到省城治疗，还是我哥哥帮着找住处，在城里的姐姐帮着联系医院。在社教运动时，她家的阶级是中农成份。也是我帮她家写了几次要求改变成份的报告，这样阶级就评为了下中农。她家成份的改变使他们一家人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从此改变了她家里很多人的命运。 谈恋爱的事是陈雪梅的父亲主动到我家来提亲的。她父亲说他对这件事考虑了很久，看中了我长得好，聪明有文化，还说他们为这事全家开会讨论了的，全家人都表示赞成。陈雪梅早就对我有好感，自然也是从内心同意。记当时我们俩人在一起出工时，我向她讲了她父亲的意思，她红着脸笑着对我说，“只要你不嫌弃，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于是，我们订了婚。不过，记得当时我母亲对她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你的这份好心只怕难得成。”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老的政府机构靠边站，当权派都被打倒，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造反派把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以及所有有历史问题的人统称二十一种人。对这些人实行了严格管制，连他们的子女都造册存档。给每个四类份子的大门上挂起一块黑牌子，上面写着，四类份子家属，如地主份子某某，姓名、性别、年龄等。我们谈恋爱的事成了全大队阶级斗争的焦点。大队干部对她家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一方面批判他们家没有阶级立场，丧失阶级斗争观念；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她加入共产党，说是只要解除了这桩婚事马上调她去当干部。对我家，则指控是拉贫下中农下水。为此事，我母亲还被拉去批斗。 这样我们的恋爱告吹了。 ＊ ＊ ＊ ＊ ＊ 失恋后，又有人开始为我物色对象。几个女孩子，我都没相中。后来又有朋友带我到他亲戚家里去相亲。我对那女孩还比较满意。但是回来以后，那朋友告诉我，女方家里对我人品很满意，认为角色要得。就是见我穿着太寒酸，说我特地去相亲，身上穿的却是一件土布衬衣。没有说成。 其实，在我的眼里本队上的黄慧君早就是我心中的人选。我对她本人和她家里的情况非常熟悉。黄慧君十七八岁年纪，长得眉清目秀。她虽然平时很少说话，人却聪明能干。她母亲是个十分能干的人，家里有七个兄弟姊妹是同父异母三个娘所生，可是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恰。最重要的是，阶级成份也是地主。 他家祖辈就是住在道林镇上的。几代人相继在镇上开着一家远近闻名叫【黄采真】的中药铺。传到她父亲手里更是把生意越做越红火。解放前数年一直专开药铺，并未置田地产业。可是她父亲不知怎么回事，到了四八年全国就要解放时，突然想起要买田。居然一下子买了六十亩水田。买了这些田连一粒租子都未收，第二年就解放了。土改时评阶级，她家若不买那些田便是工商业成份，那比当时的地主看待就要好多了。买了田成份自然就变成工商业兼地主了。工商业兼地主那就是和地主一样对待了。没收一切财产，封门出屋。免不了挨斗争、受管制。她家从道林镇被赶出来后，几经周折，便搬到了我们港口村，而且和我是同一个生产队。 她父亲黄石麟老先生的确是个大善人。解放前他们家里每年都要施舍给穷人很多东西，冬天施棉被棉衣，夏天施席子扇子、凉茶等。他为了救济贫苦人群还组织一些有钱人，成立了个慈善机构叫【慈善堂】。慈善堂专门服务那些非常贫困人家的生老病死、以及遭受天灾大祸的人家。 解放后，政府进行工商业改革时，黄老先生因世代经营药店，所以为首组织了道林卫生院（后来改名道林医院），并一直在那里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他被清查回家进行劳动改造。解放前组织的慈善堂被说成是反动会道门，是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因此多次戴高帽子游团。 我虽然看中了黄慧君，那也只是一厢情愿。没有人做介绍。没有取得她父母的同意，我也不敢冒然去与她接近。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一位邻居跟我说要给我做介绍，问我：“你认为你们队上的小黄姑娘如何呢？”我说：“你说的是慧君吧，那印象当然好。长得漂亮人很能干。有些泼辣，各方面都象她娘的性格。就算我中意了，她和她家里未必看得中我。而且我和她年龄上也相差好几岁呢。我家里那几间烂茅屋。有好多阶级不好的女孩子只想嫁到贫下中农家里，她也未必愿意到地主家里来受那窝囊气。”那位邻居说，“我去她家里说说试试看，三天后等我的信。”过了三天，介绍人果然如期答复说，“他们家里同意这桩婚事。什么年龄、家庭情况他们都考虑过了。” ＊ ＊ ＊ ＊ ＊ 由于双方家里都是一个阶级的人，自她家里同意以后，我们也就放心的来往了。不过那时候谈恋爱没有什么花前月下小桥流水。那感情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年轻人谈恋爱都有这样的情形，特别是在同一个队上，当一群男女青年在一起时总是有说有笑，但只要其中一对男女确定了恋爱关系，便在这一群人当中，说笑言谈就觉得不自在了，俩个人好象受拘束一样，表面上变得陌生了。其实还不是俩个人都想在一起，而真的在一起时却又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 有一次，黄慧君家里没有煤炭烧了，又没有劳动力去运。这买煤炭离家有十几里路远，没有汽车和拖拉机运送。我便主动为她家去运一车煤炭（三百多斤）。当我将煤炭从煤矿才运出两里多路时，我就远远望见她拿着一根绳子帮我来拉车了。俩个人很少说话，一同使劲将煤炭运到了她家里。虽然是重体力劳动，却一点也不觉得累，俩个人还似乎觉得胜过那谈爱中看了一场有趣的电影。 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很困难，只要哪有一点点赚钱的机会，都不辞劳苦去干。当时长沙造纸厂来我们地方收购麦子草作造纸原料，需要从三仙坳运到道林镇河边。黄慧君也跟着我们一起干，来回一趟好几十里路，我们俩个相互照顾，虽然辛苦，但是俩个人在一起劳动，充满了幸福感。 我们三月确定恋爱关系，到十月，决定去公社登记领取结婚证。领结婚证必须事先到生产队和大队两级打好许可证。真是好事多磨，在生产队打证明却遇到了麻烦。当我在生产队长那里打了证明刚要出门时。队上的会计走来对队长说，“他们这个证明你不能开，女方的年龄还差几天才能达到结婚年龄，这是要违反婚姻法的呀。”队长马上从我手里接过了那纸证明。我立刻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包飞马香烟塞给他们说，“黄慧君的妈妈讲她是一九五二年生的，今年已经满十八岁了，请你们帮助解决吧。”会计回去搬来了队上的花名册，翻到黄慧君的名字，查看她的年龄是当年十月十五满十八岁。那天已是十月七日。会计说，“还差八天，你们过八天再来吧。”我心里真有气，只差八天时间就不给开证明，这不是故意为难吗。但也只得耐着性子说，“这几天时间就请你们包函一下。我真不想第二次再来打这个证明，喜事嘛也想图个吉利。”他们听了也默不作声，又坐了很久。我实在忍不住了又说道，“我们都是屋檐撞屋檐的邻居，何必如此呢。”最后，他们还是给我们开出了证明，随即我们到公社领了结婚证。 一九七一年冬，我们结婚了。黄慧君有个能干的妈妈，尽管她家里困难，还是为她做了一套新的被帐作嫁妆。结婚那天按照老风俗办了几桌简单的饭菜，两家的亲戚热闹了一场。可是那天差点儿又要写反省书了。 我为了爱热闹，家里每张门两边都贴上了自己用红纸写的对联。不料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李主任却跑到我家里来寻是非。他那一双三角眼到处瞧，只想找出一点点空子。当他看到我新娘房门两边所写的对联是“身居茅屋眼望北京，脚踩污泥胸怀世界”这两句时，便指责我说，“这副对联大有政治问题，你是心怀不轨，作为地主阶级你还要望北京、怀世界。明明是隐含着有朝一日想重新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意思。还不赶快撕掉！”我说，“你领会错了，眼望北京是心向共产党、跟党走。心怀世界是要改造大自然，建设共产主义。”他连说，“狡辩，狡辩。”黄慧君在一旁说道，“你贴什么对联？图么子热闹？不贴免得惹是非。”最后我还是另写了一副对联加贴在那副对联的上面，才免了一场是非。 - jwlu ======================= 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