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 ======================= 第二章 钝翁 ------------ Jwlu 我的父亲，因排行二七，人称七阿公，七老爷。六十年代土改运动后，家产没收，他只能自己种地。常穿着一件洗得发黑的大布白挂，踏着一双烂布鞋，赤脚光头，扛着一把锄头和一个木杈子在荒山路边挖刺藤作柴火。一天到黑很少说话。下雨天就借些书回来，跟我们一起读。所借的书多是小说一类的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西游记》等等，也有《孔子》、《孟子》、《幼学》和一些历史故事之类的书。还有些医药方面的书，从那些医药书上，他抄录了很多偏方。他的毛笔字端庄楷正，就象刻印的一样。抄录的药书封面上都署名钝翁，别人问他什么意思，他只是笑,而不答。 ＊ ＊ ＊ ＊ ＊ 父亲为人性情谦虚和蔼，心地善良， 生活及各方面都较节俭，加之经营有方，家产在四十年代已经扩大到两百多亩水田和四处房地产。我父亲因能写会算，除在家收租管业外，经常坐着轿子被人家请去写那买卖田地、房屋的契约。他为人正直，讲信义，在地方上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哪里若发生了民间纠纷、邻里矛盾，都请去主持公道，经他调解和好如初。他乐善好施，远近几十里地方的路桥他都参加义务捐修，如从前修建的靳江河上的江湾桥和港口桥，桥档的碑誌上都刻着我父亲捐了很多银元的纪录。他虽是个财主老爷，待人却非常宽厚和气。很多人都说他平日在路上走，看见别人推的土车子跌到坑里去了，他都会卷起衣袖弯下腰去帮助别人拉上来。叫化子到了家里时，总是要家人多给些钱米。一个姓乐的老人回忆说，解放前那时侯他家里穷，没有田地和手艺，有四个孩子，一家人吃穿完全靠捕鱼虾和讨米为生。有次他鱼没捕到一条，他老伴米也没讨着，家里孩子饿得直哭，只好去求我父亲。父亲看到那情景，一下子借给他四斗米(约六十斤)，叫他以后捕了鱼再还来。可是他一连两年都还不起这四斗米，他说当时真不好意思面对我父亲，而父亲见了他却说你还不起那点米就算了吧。乐老倌说他一直到解放都未还那米账，土改复查时农会的人叫他去斗争地主，他说，“斗别人可以，斗鲁七阿公我没面子。”说完还连连称赞，“七阿公，好人，好人!”还有一个姓周的人家，主人叫周桂七老倌，是个残疾，做不了什么活计，也是穷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又有老婆孩子要生活。七老爷给这个人家盖了三间房子，并每年给他十几担谷子，叫他做些看山守鱼塘的事情。 我有个远房伯伯鲁涤平是国民党的陆军上将，任过三省主席，他曾再三要我父亲武汉财政厅管理某处的关税。可父亲不愿为官，宁愿当个老百姓。地方的人都知道我父亲有个大靠山，但他从不以此炫耀，更不仗势欺人。人们一看见他总是尊敬的称呼七老爷。可以说，在宁乡靳水四乡这片土地上，当年我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很有威望的绅士大爷。 我父亲一生诚信仗义，淡薄钱财，注重亲情。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当他得知自已的外甥也是我表哥成从修夫妇因为参加了共产党，关押在长沙监狱而被判处死刑时，连夜乘轿子赶到长沙市，找到当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堂兄鲁涤平请他保释成从修夫妇二人。他堂兄碍于兄弟情面，又不便自已出面，当即写信托在湘潭驻防的国民党旅长鲁渭平（也是我父亲的平字辈堂兄）设法救人。我父亲通霄未眠，带着省主席的信又急忙赶到湘潭找到了这位旅长，经过几天周旋，终于将成从修夫妇救出。这次救人，除自已劳神费力外，光上下打点，求情送礼花费银元就有数千元。成从修夫妇出狱后，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工作，解放后他接管湖南省交通厅工作，五十年代任省交通厅厅长数年，离休后仍担任省人大常委和省政协常委一直到死。表哥对舅父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已，八旬时谈起对舅父的怀念仍老泪纵横。 我父亲救助贫困不分亲疏，他不仅供自己的外侄成从修、外侄女周忠群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毕业的全部学杂费，资助外姓人也一样。现在有一个叫蒋沛昌的老人已经快九十高龄，他是南京某单位的高级工程师，他在宁乡四中百年校庆纪念册上写道，他小时候家里穷，读书的时候就得到过鲁惜英老先生的无私资助，使他后来学业有成。 ＊ ＊ ＊ ＊ ＊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首先农村对地主实行减租退押。减租是佃农租种东家的田，租谷由每亩两担改为一担半，佃田时东家收的押金全部退还给佃农。拿不出现金就用实物作抵，我家那么多田，一时拿不出这些钱，只得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如家中的各种摆设，好的家具和家中的存粮连同妇女的首饰，还有三副棺材板都做抵退了。随即是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地主的一切财产，废除一切债务，交出地契房契。我们两家一夜之间从大院的上房搬到下面的杂屋居住，而且每家限定两间，每户仍留一点口粮田自己耕种。 人民政府分了几亩田给我们。这田就是由二哥和三哥学着种，十三四岁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只好跟别人学。说起政府分田，当时土改工作组考虑到我们家的大姐姐是地下共产党员，是国家干部，在省城里工作，给予照顾就分了三亩多水旱无忧的好田。可是还未种上一年，就被一个姓蒋的人硬逼着要兑换，父亲当时不想兑。无奈姓蒋的有个亲戚在乡政府当秘书，派了两个民兵来说不兑就把父亲捆起来关到乡政府。没办法，只得让他把这几亩好田兑去了。所以尽是些土质差又干旱的田，对於我们来说既无种田的技术又欠劳动力，也没有生产成本，耕种一年每亩仅收得三百来斤稻谷，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后，就所乘无几了。家里还有我们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都要先后上学读书。 半年后复查运动一开始，我们两家更是被从高墙大院的上港口赶了出来。我们一家人被赶到一个叫松山塘的荒山冲，住进了一间头顶望见天，地上踩出泥来的烂茅草屋。大人们跟别人讨来几捆稻草铺在潮湿的地上，几床稀烂的棉絮铺在草上，全家大小八个人一个大铺。我父亲被关进了监狱，全家人从此靠讨米为生。好心的人就是想施舍一点米都怕被别人看见而受连累。那时施了米或饭菜给地主若被人发现举报到农会，就会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也要抓起来受斗争。所以，大部分的人不敢给地主施米，施饭。我们一家人天天讨米都难以填饱肚子，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从天上掉入了地狱。手执梭标马刀臂戴红袖章的民兵不时把我两个妈妈拉去斗争。寒冷的冬天，一个村或几个村的村民被集合到一起开大会，把她们的衣服脱得只留一层单衣服，露天里吊在三叉架上，逼她们交出家里的金银财宝及贵重物品（实际上早已没有半点值钱的东西），不开口就用鹅弓刺抽打。特别是他们把我十二岁的二哥哥抓起来，在那滴水成冰的天气里，脱光衣服吊在露天中，一边拨冷水一边打，逼他说出家里金银藏在那里。可怜他哪里知道什么金银财物放在哪里，又怎能经得起那样的拷打，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胡说道家里的钱就藏在大院右面的侧门口墙壁内。于是民兵们马上就拆墙挖壁，可是墙壁被拆了很宽，屋脚也挖了很深，什么也没有挖出来。那时候我父亲早已被民兵关起来，白天斗，晚上斗，为了搞他那根本不存在的钱，他们挖空心思改换斗争方式，他们不让父亲睡觉。白天晚上轮流斗。一次，他们用一根铁丝将父亲的耳朵穿起来，铁丝上吊一把几斤重的柴刀，那耳朵怎能经得起，立刻被斯开，鲜血不断往下滴。那些人又用生石灰往伤口一散，痛得父亲晕死过去了，一瓢冷水泼过来，醒了又继续吊打。父亲的耳朵至此残缺。残酷程度骇人听闻！就这样斗争了几十天后便关进了牢房。 大妈妈在家也好不到哪里处，隔三差五抓去吊打，最后把手脚也活生生地打断了。二月间天天是阴雨，一天深夜却雷鸣电闪，雨更加大了，烂茅屋里面也是到处漏水，我母亲起来帮大妈妈从床上接过小便，又拿了桶子及几个烂盆子去接水，事后再也睡不着了，只听得大妈妈不住的呻吟，后来又抽泣起来，过了好久，她用很低的声音喊我母亲，说道，“孩子妈，我是不行了，你就费心拉扯这一群孩子吧。”我母亲安慰她说，“孩子大妈，你不要悲观，明天就去请个郎中来帮你把断了的手脚接好，养上几个月就恢复了。”大妈妈叹了口气说，“如今哪里有钱诊治？哪个又敢来给我诊治啊！” 第二天，仍然是细雨蒙蒙寒气逼人，家家关门闭户，大部份人都坐在自己家里烤火闲聊。可是我家里的大人却一清早就出门讨米去了，只有我和最小的姐姐由于年龄太小没有跟着大人一起去讨米，便在隔壁的邻居家里玩。已经是下午了，清早出去讨米的大人还没有回来，我们没有吃中饭，自然饿极了，同时还想起瘫痪在铺上的大妈妈，两人便跑回屋里去看看。当我一回家就到屋后边的茅厕去小便，我刚走到屋后面便吓得喊不出声的大哭。听到哭声，隔壁的傅六阿公、蒋七公急忙赶来一看，只见大妈妈面朝下，背朝天和衣淹死在刚挖好准备做粪池的水池里。大妈妈是自寻短见而死的。她的手脚在斗争时被打断了，整天睡在铺上动弹不得，饭要别人喂，屎尿要别人接，所以还不如自行了断。几个邻居老人拿来一把耙头，一根绳子把她捞上来，摊放在门板上。我两个大一点的哥哥上别人家磕头，讨来几块木板，请了两个木工师傅即刻动手，做了一副薄棺材，将尸体装殓了，她娘家也不必去放信，因为是地主不能走动。晚上全家人都回来了，父亲也从牢房里放了回来，全家人欲哭无泪，也不敢哭。默默地陪着死者静坐了一夜，那静坐是无声的恸哭，那静坐是无限的悲伤。第二天屋后的荒山上多了一丘新坟。我们一家人，就这样终日在恐惧中苟延残喘，在饥饿中艰苦煎熬。 父亲当了几十年的财主，也做了十多年的穷人，到了晚年真是一无所有。他是一九六零年过苦日子饿死的，死的时候一双布鞋踏得只剩一节底了。后来我们才明白了他抄本上那个钝翁名字中的钝字是背时的意思。 - jwlu ======================= 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