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 ======================= 第七章 阶级教育 -------------- Jwlu 随着时间流逝，失学的痛苦在我的心中渐渐冲淡了。可是接踵而来的磨难却是无穷无尽。在外面流浪了几个月，也算得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回到家里就不同了，那一双双歧视的眼睛瞧着我们这些地富子女就像看囚犯一样。我们这些阶级不好的人一举一动都在监视当中。 特别是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一开始，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拉得更紧了。几十辆汽车运来了大批的社教干部，进驻到贫下中农家里，掀起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政治运动。成天开着各种大会小会，一边是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开会，一边是地主富农开会。地主富农份子和子女分别开会。 ＊ ＊ ＊ ＊ ＊ 运动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四不清干部。把那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农下中农组织起来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贫协），以贫协为中心领导运动，将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彻底清查，对个别的四不清干部实行了开除，经济上搞了退赔。 接着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到处挂标语横幅，横幅上斗大的字写着：“举国同仇，锋芒一致对准阶级敌人”。平时跟我玩得好的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年不再和我们阶级不好的人来往了，老远就避开我们，大部分还在暗中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地富份子带着被子到大队去集训，集体劳动改造。我们这些地富子女也被通知去开会，我这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会了。 第一次去开地富子女会，那是刚从学校回来不久。传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全国都处在紧急备战状态，形势显得非常紧张。全大队十几个地富子女被叫到粮站一间空房子里开会。主持开会的是供销社一个姓谭的办队干部。他横眉怒目地对我们吼道：“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你们不要有什么想法，你们不要做翻天的美梦，告诉你们，只要国民党开了炮，我们共产党就先毙了你们这些家伙。” 然后是大队贫协主席训话。这贫协主席姓李，叫李幼云，四十岁左右年纪，矮个子，出身三代穷人。从小就在煤洞子里车水，点灯，没有半点文化。后来煤矿出了事故倒闭了，他被下放回家。社教运动一来，工作组扎根他家，首先培养他入了党。他当了这贫协主席，负责管理山林和治安。当时文仕塘生产队有个姓刘的社员砍了几根松树枝盖菜，被他发现了。李立刻跑到刘的家里说要罚钱。刘再三道歉求他原谅并留他吃饭。他说饭我吃，但钱一定要罚。刘见他肯吃饭，以为事情就好办，或许不会罚钱了，马上要爱人搞点好些的饭菜招待这位主席。谁知这姓李的饭碗筷子一放就去数松树枝，数过后他说，十根树枝每枝五角钱，一共五块钱少不得一分。刘也没办法只得如数交了罚金。在那种艰难的岁月，五块钱对於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啊。象他这样罚钱罚工分的事情那是举不胜举。他才当官那是火气十足，十分积极。什么事情敢说敢干，斗争四不清干部和地主富农那是铁面无私。 那次轮到他讲话，他站起来把手里的纸捆喇叭筒烟一甩，走到我们面前，板着面孔说，“你们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老实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这次运动你们要向人民交心交罪。交什么罪呢，你们虽然不是直接的剥削份子，但也是间接的剥削份子。解放时你们未满十八岁，未参加过收租管业是实在的。可是你们生在地主富农家庭，在娘肚子里吸了娘的血，那就是罪恶根源。你娘的血是靠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生出来的，这就是罪恶。你们父母的封建残余遗传给了你们，所以就要彻底改造思想。”我听了认为不合逻辑，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反对说：“我想我们没有罪。我们没有剥削和压迫过人民。就算我们的父母是罪人，与我们有什么相关呢。孕妇犯了死罪要实行枪毙时，也要等她生了肚子里的婴儿，才能执行，这证明婴儿是无罪的。”这下激怒了贫协主席，他三角眼一瞪说：“我就晓得你读了几句书是会讲佐道理的。这是党的政策不容分辩。你这样提出来证明你思想就有反动性。你就是要与人民为敌，我们就要专你的政。”会后把我留下又狠狠训了我一顿，并责令我写出反省书。 ＊ ＊ ＊ ＊ ＊ 以后的日子是经常晚上开会。开什么会呢，阳雀子叫三年老话一句，“不准乱说乱动，老实改造要向贫下中农靠拢”等。四类份子，也就是地富反坏，这些人还要分配很多义务劳动任务。我的母亲出身贫苦，虽然在地主家里生活了几十年，也是做妾，终年忙于带孩子，做家务，没有一点经济权，一字不识的普通妇女而已，可是仍然逃不掉四类份子的厄运。她本来五几年就迁到城里给我大姐带小孩，社教运动一来即被清查回乡。大队分给她的义务劳动是将五百块土砖从几里路远的地方运到大队部。那土砖起码有四十斤一块，对于一个快六十岁的婆婆来说要搬起一块都困难，更何况要用肩挑土车子运，最终还不是要她的子女去完成。我们三弟兄只得白天在队上出工，早晚去运砖。那些砖运完以后，大队上每次开四类份子会每次都要分义务劳动任务，如山塘担流沙、瓦厂里担泥巴，这些事情名义上是分给四类份子的，其实他们年老了哪里做得了，仍然是他们的子女去完成。尤其是放电影，放映设备要地富子女挑送。义务劳动是永远都做不完。 ＊ ＊ ＊ ＊ ＊ 地富子女也免不了各种理由随时挨批斗。六四年元月，有人告诉我说，“你丢掉的一张废油印纸被人检了，不知道那上面是印的什么东西，已经把它交到了贫协主席那里。贫协主席说得到了阶级敌人破坏运动的重要罪证。”我自己反复回忆，觉得没有写过不满现实的词句，更没有丢掉什么有反动言论的东西，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谁知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两个队的贫下中农在姓蒋的五保户家里开会。虽然在坐的都是熟人，可一个个板着面孔，就象庙里泥塑木雕的菩萨一样，毫无表情。这是开一场严肃的批斗会。我被人叫来带到会场中间，贫协主席李幼云和治安主任蒋昌明同时吼道，“跪下!”当时我真不知道犯了什么大罪，长到十八九岁虽然在社会上受到阶级的岐视和无端的指责，觉得也还受得住，但要在这么多人面前下跪，感到多么的委屈，多么的下践！不容我多想便被人按住跪下了。 贫协主席从衣袋子里掏出一张搓揉过的油印纸在空中晃了几晃，说道：“地富阶级无时不在与人民为敌，疯狂地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这张油印纸就是这个死不老实的地主崽子盗窃了我们运动的机密资料。大家要擦亮眼睛，对他平时的一举一动揭发批判。 首先我来揭发他一条，不满贫下中农对他的教育，有次不记得什么事情我批评了他，他就跟别人说，这个李某某太朽了（仗势欺人），我姐夫是省里的干部说话和和气气的，可他一开口就瞪眼睛，起高腔，扣帽子，他也不散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像。大家看他就是这样仇视我们贫下中农的。”接着，有一个妇女站起来指着我说：“有次在积肥的时候，很多人在一起，他就公开反对我们生产队定的劳动制度。他说全生产队的社员每月出工二十六天，而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就要出工三十天。上面开会多次提出对于那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即地富子女）与社员是要同等看待，可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我看这就是不老实的一点。”隔了一阵，又一个平日似乎跟我玩得好的青年说，“有次休息时他在大伙当中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遗传缪论。他说贫贱富贵是命中注定，历史上一些朝代原来做官的几代都是做官，种田的几代都种田，讨米的几代都讨米。代代相传，这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一屋子的人把我平时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七嘴八舌的批判了一阵之后，贫协主席大声说道，“别的事情暂时放一边”。走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要我老实交代那张油印是从哪里来的。我说：“路边上检了揩屁股的。”当时这张油印确实是我手里丢出来的，可是有个秘密不能说。那晚印完资料，工作组的老赵就嘱咐我，这事不能告诉别人。治安主任说，“不可能，这样的资料怎么会丢出来呢?”我低着头没有回答，也不好再说什么。有两个积极分子吼道，“你不作声，等下会有你好受的!”一字不识的贫协主席把那张油印交给一个青年，要他念给大家听。他一看那些字一点也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只有张某某的名字看得清。他说字不清楚无法念出来，把纸退还给治安主任。治安主任接过那纸说，“这纸上印的是某某四不清干部违法乱纪的重要资料，一旦传扬出去，会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时一位姓陶的贫农比较温和的对我说，“你就说出来吧，一个青年人何必固执呢，说了还免得受罪。”我说：“你们去把社教工作组的老赵叫来便知道了。”他们听了后马上派人去找赵干部。这时屋子里静了下来，开会的人很多都不停地抽烟，满屋子烟雾腾腾，可是我仍然跪在屋中间也没人叫我站起来。大约过了一点钟左右，那位赵干部才赶来，他一进门就对在场的人说，“这件事情不与他相关，以后向你们说明，让他回去吧。”于是贫协主席狠狠地对我说：“你回去后把今天贫下中农对你所揭发的事实，认真深刻的写好反省书交来。” 这张油印纸的由来是这样的。社教运动中工作组整理四不清干部的材料，那些材料需要印很多份。那个小学教师出身的社教干部知道我是中学生，而且看见我的字也写得好。当时在农村有初中文化的很少，那天收工时他问我是否会刻油印。我告诉他在学校读书时曾经帮老师刻印过试卷。他说那你今晚就到西塘学校来试试，帮我刻印一点材料。晚上到了西塘学校，他热情的和我谈了一阵话。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很同情我，也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铁笔腊纸他早已准备好，我试着刻了几行字，他连说可以。我刻好以后拿到油印机上去试印。由于油墨未刷匀，头几张印出来不清楚，我顺便将这几张废的搓了个坨塞进了裤口袋。干了一晚上，要印的材料都印好了，而且印得很好，仿宋字刻得工整清晰。老赵非常满意，他兴奋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谢谢你，可惜你出身不好，否则你真是大有作为的。”那几张废纸在我的裤袋子里当了揩屁股的纸。我也不知道在哪家厕所大便丢了一张，而且居然有人发现是我丢出来的。捡到油印纸的人一看那上面有四不清干部张某某的名字，认为我偷了工作组的文件，这一汇报上去岂不能在阶级斗争中立大功，于是立刻将它送到了贫协主席手里，为我招来了几个小时的批斗和跪罚。 第二天他们又作出了处罚规定，新账老账一起算，外出几个月本来就没事的，而这次却要罚工分六百分，还要深刻地写出反省书。后来大队干部把我写的反省书在全大队各生产队的社员会上念给了社员们听。那些听了反省书的人碰到我还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 ＊ ＊ ＊ ＊ ＊ 我二哥会绞棕绳子。社教运动中，生产队的会计对他说：“生产队快要搞双抢了，还没有牛掏。晒谷坪的山塘边有棵死棕树，你去挖了给队上打几付绳子。”我二哥听了他的安排，把那棵死棕树挖回来，剥了上面的棕片，打了几付做牛掏的绳子交到队上。可是这事让贫协主席知道了，硬说他是破坏森林，除了写出反省书外，还要罚款一元五角钱。可怜那个时候，一元五角钱一家人买盐吃、买煤油点灯，得用好几个月。 ＊ ＊ ＊ ＊ ＊ 社教运动中，我妈妈失散多年的一个哥哥通过多方寻找，终于联系上了。他是常德服装厂的老工人，车间主任。我这位舅父是九岁离家，当时也已是六十多岁，一直都挂念着这个从小就被卖作丫头的妹妹。当他得知这个妹妹尚在人世，特别高兴。过春节时来了家里，兄妹相见说不清是悲是喜，两人当即哭了一场。晚上各自诉说自己的经过。 舅父从小四处流浪讨米为生。十三岁给财主家放牛，那个财主家有个姓李的长工师傅，四十来岁人却是单身一个，对他很好。见他年纪小，大小事情都照顾他。他放牛，天黑还未回来，会去山里寻他。牛草割多了挑不动时，李师傅也会去接一下。他也象对长辈一样尊敬李师傅，一有空闲就帮他洗衣服，端茶递水等，手脚非常勤快。那个李师傅有一身好武艺。他在那里放了三年牛就跟李师傅学了一身好功夫。三年后，李师傅介绍他去学了缝纫。学裁缝出师以后，跟裁缝师傅在邵阳开了一个裁缝铺子。裁缝师傅常着他去长沙进布料。那年日本鬼子打到了湖南长沙，舅父被日本鬼子虏了夫，成天被押着，挑军用物资跟着部队走。日本鬼子占常德时把国民党一个师都消灭了，把常德炸成了平地。他也随着日本人到了常德。有天早晨一个日本兵押着他去河边挑水，他趁着几米以外就看不清任何东西的大雾，便抢过日本兵的枪，将日本兵按在地上，掐死以后连枪带尸丢到河里，逃出了虎口。抗日战争胜利后常德渐渐恢复了市镇，他就在那儿沿门做衣服。解放以后，他们那些做裁缝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服装厂。他手艺好，为人忠厚，在厂里一直担任车间主任。由于命运坎坷，生活艰辛，青年时期一直没有结婚，解放后才结婚，未生下儿女，夫妇俩继养了一个女儿。谈了他自己的遭遇后，又讲到他们的父母是如何思念这个被卖作丫头的妹妹。尤其是他母亲只要一提起满妹子就哭，总说千不该万不该把女儿卖了，会害得女儿一辈子受苦的。长年流泪，后来连眼睛都哭瞎了。临死还再三嘱咐身边的亲人一定找到满妹。最后还告诉我母亲，邵东老家还有一个弟弟，他们一家有六个人，另外还有一个哥哥的儿子，他会写信叫他们来看望我母亲的。他们兄妹整整谈了一夜，说到伤心处总是泪长流。 舅父的到来由于没有向治安主任报告，第二天上午，治安主任和贫协主席就到了我们家里。母亲连忙泡茶拿烟。他们烟茶不接，指着我母亲说，“七阿婆，我们不是开会规定了你们这些四类份子家里来了客要向大队报告吗？我看你们是有意违犯我们的制度。”母亲说，“昨天晚上我儿子去了你蒋主任家，你不在屋里，就跟你爱人讲了的。”治安主任说，“我回去冒听见屋里的人讲。”他们当即要检查我舅父的证件，舅父从行李袋里取出工作证递给他们。他们认真看过后对他说运动期间不能在这里久留。舅父收好工作证走到他们面前说，“这个我知道。只是我妹妹和我都是旧社会的受苦人，几岁分别到现在才相见，也想多聚两天。”贫协主席一听“都是受苦人”这个词急忙插嘴，“你就不要为你妹妹开脱了，她是一个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你是工人阶级，你要站稳阶级立场。”舅父见谈不上路，马上不做声了。 那天晚上，由于隔壁邻居也是个积极分子，一直想捞点政治资本，好入党当干部，所以时刻都在监视我家的一举一动。他见我家里来了客，晚上便在窗户下面偷听，断断续续听见了我母亲和我舅父的诉苦声和哭声。他认为是在诉新社会的苦，对现实不满，便添油加醋地向大队干部汇了报。贫协主席和治安主任检查了我舅父的证件，还不满意，又责令我母亲写出反省书，要交代出晚上兄妹谈些什么话。这时素来就能逆来顺受的我三哥见这样做实在不合理，就忍不住了与治安主任当面辩驳说，“我妈妈和舅舅所说的全是旧社会的苦难，这也犯了法吗？”这两个不讲理的干部却说，“地主家里有什么苦诉，你也是不老实的，还敢顶撞我们，拉到大队部去关你几天。”我舅父见这场面，怕我家吃亏，连忙过来递烟给他们赔不是。他们也不接烟。我舅父说，“我妹妹刚才递烟你们不接，因为她是地主。我是工人阶级，你们也不给面子吗？”他这么一说，两个人只得接过香烟，对我三哥说，下次再来跟你算账。他们自知理亏下不了台，也没有再追究什么就走了。 ＊ ＊ ＊ ＊ ＊ 社教运动中，工作组和大队干部组织过一场规模很大的贫下中农诉苦大会。地点是在港口粮站的大坪里。那天来开会的人很多。我们这些地富子女也被通知参加。大会的主持人是贫协主席，他宣布大会开始后，自己结结巴巴的讲了一阵。会场大，人多声杂，大家什么也没听清楚。后来，只听见他请社教工作组长作报告。社教干部比他水平高多了，他一走上台大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我们的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到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是为了使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跟着共产党，永远闹革命。下面我们请老贫农蒋一阿婆痛诉旧社会所受的苦难。” 走上台来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贫农老婆婆。青布衣裤上几个蓝布大补丁，瘦削的脸，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条象抹布一样的毛巾，大概是准备等下揩眼泪用的。她一走上台，马上有人给她搬了一把椅子，让她坐到台前面。她坐下后连连咳嗽了一阵，才提起精神说道，“大家要原谅我不晓得讲什么，说起旧社会，人道是世上只有黄连苦，我真比黄连苦十分。”刚说两句眼泪就流出来了，停了停，用那毛巾揩了几下继续说，“我在娘家从小就跟着娘讨米，十四岁就嫁到蒋家。比我大十几岁的男人常年在外打短工做挑夫。夫妻两个住一间破茅屋。后来有了孩子，我男人就到煤矿里下洞子去担煤炭，一年四季起早摸黑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一年，我生第三个孩子还在坐月子的时候，煤矿里的洞子垮了，一共打死五个人，我男人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没良心的矿主就只给了一副棺材钱。埋葬了男人以后，投靠亲戚吧，穷人的亲戚都是穷人。嫁人呢，拖伢带崽一大路的叫化婆哪个要呀。我们母子三人只好讨米度日。哪里晓得就在我男人死去的那一年，两岁多的二儿子又患了打摆子(疟疾)的病，无钱医治，只得看着他活活的病死了。” 蒋一阿婆说到这里伤心地哭了，全场的人静静的听着。隔了一阵她继续说，“那年腊月二十四，有钱人家都热热闹闹的过小年。我带着孩子，背上背一个，手里牵一个，冒着雪，从早上到中午不晓得喊了多少老爷太太，还没讨到一碗饭。走到后背弯李三麻子屋前，还未进门，两条恶狗追来，把我大伢子的裤撕得稀烂，屁股上被咬得鲜血直流。我抱着他走过好塘坝到了上港口。鲁七阿公的姨阿婆见我们母子那个可怜样，连忙把我们喊进屋，接过我的米袋子，背着家里人量了三升米叫我快走。这件事到如今我还记得。”说到这里，台上的几个干部听她讲的走了腔，急忙走到她面前说：“你讲累了，下去休息吧。”于是便宣布散会。 - jwlu ======================= 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