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 ======================= 第九章 反革命分子 -------------- Jwlu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一本书叫《三家村》。这本书中写了一个人拾了一个鸡蛋的故事。这个故事被说成是含沙射影地攻击了社会主义中国，只有一个鸡蛋大的家底。全大队的社员群众都在听办队干部读和讲这本书的内容。当时农民的文化水平程度都普遍低，很少有人听得懂那些理论，于是会场里的秩序乱七八糟的。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钟还没散会，一些人坐得不耐烦了。其中一个叫许国忠的老年人仗着自己是贫农，他站起来说：“台上讲的么子事，我一点都听不懂，我要回家吃饭去了。”说完他就往外走。办队的公社干部立即追出来喊道，“把他捆起来!”治安主任真的找来了绳子把他绑了。这时很多人站起来反对，认为他是贫农，又没有讲反动话，应该放了他。可是公社干部不同意，说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是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运动才开始不能让任何人破坏。 这天的会一直开到下午三点才散场。会上除了讲那本书，还讲了一些上面政策和文件精神。大家都没有听明白，只晓得运动来势有蛮大，是全国性的运动。紧接着是共产党员会、四类份子会、地富子女会，气氛相当紧张。臂戴红袖章身穿军装举着红旗的红卫兵，从省城到韶山的公路上成群结队，涌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沿途散发各种传单，传单上印的是中央今天揪出了走资派某某，明天又揪出了走资派某某。全国的大专院校都停课闹革命，搞起了全国串连，到处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 运动越来越紧张，三天两头戒严。对於我们这些地富阶级的人来说，生活就是在监狱外的监狱中，随时随地会被揪出来批斗一番，终日里战战兢兢，不知道哪天会大祸临头。我们家里不管白天和晚上随时都会有造反派来抄家，他们一进门就把我们全家人喊出来。家里的几件烂东西被翻来翻去。连一只闹钟，一把钳子也都被抄走了。造反派把那些四类份子用绳子牵着，戴着用纸糊的尖高帽子，高帽子上写着打倒地主份子某某，手里提一面铜锣，要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死不老实的地主（或者富农）份子某某”，轮流地喊着游遍全大队每个生产队。 我们那儿离花明楼很近。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全国上下都在批判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到处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标语横幅。花明楼的造反派更突出，他们用纸扎着刘少奇的怪像，在那像上面写着“打倒刘少奇，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把一个叫刘胜元的伪县长戴上高帽子，让几个四类份子也戴上高帽子用轿子抬着他游团。游到那个纸糊的刘少奇像面前，造反派一把将他掀下来跪着，一边打他一边打那个纸扎的刘少奇，还齐声大喊，“打倒刘少奇！打倒一丘之貉！文化大革命万岁！”真是让人看了又好笑又不敢笑。 从城里回来的人偷偷地讲城里的运动情形，工厂里早已停止生产，工人组成了各种形式的造反派组织。学校里全部停课，学生也不知道成立了多少以大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司令部。大街上是游行的汽车和人流。农村里的贫下中农也不搞生产了，组织起来到县城、省城去游行凑热闹。城里那些组织之间相互闹矛盾，开始是相互指责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派，这算是文斗，后来就发展成武斗了，各自的大门前修起了碉堡，真正用起了枪弹、炸药。长沙市的工联与高司两个组织就在市郊坪塘镇湘江师范背后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 最紧张最激烈的阶段要数三查一清运动了。要清查祖宗三代，搞人人过关，真是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坐卧不宁。大队选领导斑子，即使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只要是这人的三代中，瓜棚搭柳的亲戚中间有一个阶级不好或是历史上有些问题的，这人都不能当干部。某学校有两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被空军某部招兵，体检合格，但没有一个政治条件合乎标准的。不是这个的外婆的表姐家是地主，就是那个家里叔叔的儿媳妇娘家的姨妈家是富农。 那时候有一个秘密的消息传来，广西省一些地方和湖南省道县已经对地主富农开始全面屠杀。只要是这个阶级的人，不论男女老少，连婴儿也不放过。那里的造反派和民兵半夜里把他们全部叫去开会，将他们就地用刀棍打杀致死。谣传说，造反派是学习苏联斯大林当年把地主富农一船船沉到黑海里，这样做就彻底消灭了阶级敌人。我们这些阶级不好的时刻提心吊胆，担心灾难随时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公社、大队已经实行了多次戒严，每晚巡夜的民兵到地主富农家里都要把他们从梦中喊起来一一清点人数。有一次一家被查的地主家因为晚上开门来慢了点，门便被打得稀烂，当场罚跪几个钟头后还要写反省书。 ＊ ＊ ＊ ＊ ＊ 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下午，全生产队的社员都在南萼塘担塘泥积肥。快到收工的时候，突然来了七八个臂戴红袖章手拿梭标的造反派。带队的周某某站在岸上大声喊道，“鲁军武！你不要干了，跟我们到大队走一趟。”我从池塘底走上岸来，满脚的泥巴还没来得及洗。周某某从衣袋子里掏出一根麻绳就把我捆得严严实实并吼道，“反革命份子你要老实点。”我当时无话可说，也知道那个时候什么也说不清，任他们用绳子牵着来到大队部。大队部前坪正在开三八妇女节大会，几百双眼睛看着我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来，都投来惊奇的眼光。 我被关进一间很暗的草屋子里，只听见外面上了两道锁。房子里空荡荡的，刚解了绳子的两只手还在发麻。我往地上一坐，一双赤脚踩在地上冰冷冰冷的，因为担泥巴时衣服穿得少，被押来时衣服也没来得及穿，这时候只感到很冷很冷。我在屋里听得清楚外面开大会作报告的干部正在大声地说，“现在阶级斗争非常激烈，阶级敌人时刻都在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看，刚才抓起来的几个地主富农崽子，他们就是阴谋搞反革命组织，他们想翻天，想搞垮共产党的江山。” 我听了这些才晓得自己原来是被当作反革命份子抓起来的。我仔细地想，我在哪里搞了反革命活动呢？我没有发表过任何反革命言论，也没有跟什么人联系过什么组织，每天是锄头扁担不离手。除了做事以外，连话都很少跟别人说，劳累了一天，总是天黑就睡觉，这反革命份子来得冤枉。 天黑了以后，家里人送来了晚饭、衣服鞋子及被子和一捆稻草。这些东西都是经过守门的人仔细检查后才拿进来的。我吃饭的时候，只听见大队部里面到处都是开锁送饭的声音，知道今天抓进来很多人，应该都是反革命罪被抓的。一座茅草屋的四合院成了临时监狱。这里戒备森严，在门口守卫着两个手执梭标的民兵，听得到他们盘查进出人员不让任何人随便出入。中间堂屋坐满了革委会成员。他们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今天抓捕了这么多反革命份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了一大功。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审问这些犯罪份子，神气十足。造反派新上来的革委会张主任正在作指示“我们要通过审问这些犯罪分子，充分掌握他们的确凿证据，把他们的口供记录好，让他们签字画押，然后将材料上报公安机关。”之后他又安排哪个干部主审哪个人，先审谁，后审谁。这些我在隔壁房间里听得清清楚楚。院子中间坪里一盏煤气灯挂在中央，惨白的灯光把整个院子照得通亮。仔细听堂屋里干部们还正在谈这宗案子的事，他们中间有人大声地说，“关进来的这批人我看大部份是要啃草皮的（意思是要被枪毙）”。 晚上九点多钟，已是大队副书记的蒋昌明把一本资料纸从窗户里甩进来狠狠地对我说，“老实交代你的罪行，把你们的反动组织名称、纲领、组织关系、你在组织里担任的职务、谁是主谋彻底写清楚，若是态度好，也许还能留条活命。”我当时没有回答他什么，只是从地铺上起来捡起那叠纸放到铺上，心里想，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啊，我什么也没有干过，天大的冤枉，如今已是马戏团里的猴子由他们耍了。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在墙角上找了一块木板架在两块土砖上当桌子开始写交代了。我从懂事上小学读书时，写起直到被关进来。特别是社教运动和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与别人的来往，做过些什么事，说过些什么话都作了详细交代。资料纸写满了十几页，就是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的问题可交代。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干过，更没有参加什么组织。 反省书交了以后，当天没有提审我。但我听见隔壁房子里正在审问一个姓徐的富农子弟。大声的吼叫夹着鞭子的抽打声不时从房间里传出，令人听了有些心惊肉跳。接着对面的房间里也传出了同样的声音，我预料他们对我也决不会例外。到了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已经睡了，突然进来几个人把我叫醒，从西边的厢房里带到东边那间大房子里。这房子里有一间盛稻谷的板仓。这些人迅速把仓门打开，把我的被子仍了进去，并对我说：“进去吧，原来你还是这个组织的头目!”我听了真是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老老实实的走进去。刚进去被子还没有打开，仓门板子立即被关了起来，还在外面上了锁。 我躺在那个漆黑如铁桶一般的仓里，翻来覆去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想我祖辈和父亲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田地，积下那么多财产。他们当时是想为自己的子孙造福，却害了我们这一代，不但他们没个好下场，现在连子女也跟着遭殃。这积的钱财也是积的祸害，积得越多罪越大。我要不是出生在这个地主阶级家里，今天怎么会给我加个莫须有的罪名当反革命抓起来呢。想着想着，我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道夜里几点钟，一阵急骤开仓门板子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两支手电筒照着我，“起来！起来！”两个民兵对我吼道，“快点穿衣服。”我急忙穿起裤子，连衣扣子也未扣好就被他们带到先天关我的那间厢房里。屋子中间的书桌上点着两盏昏暗的煤油灯，两边坐着几个大队干部，我被指定站在书桌的前面，我的背后站着两个民兵。负责治安的周子高凶声凶气地对我说，“现在告诉你，你们队上的蒋亚林，成德大队的蒋庆辉，还有石家湾公社的女反动头子龙平和，他们已经公开承认组织了一个集团，以反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为主要纲领，其主要成员大部分就是地主富农子女。现在他们三人已经押送到区政府，县公安局马上就要来召开公捕大会，你今天晚上如果不老实交代你们的组织情况、行动计划和你发展的成员，我们也只好把你送区里和他们一起逮捕。”大约过了三十分钟，我什么也没有说。大队书记蒋长生见我不作声，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不知翻到哪一页说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彻底交代清楚，我们还是可以从轻处理的。”我仍然没说什么。这时候，一个原来当过大队书记的黄某某冲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平日里能说会道，能写会算，你今天怎么哑了？你硬是要我们动真的才开口吗？”说完他拿来一根绳子来反绑我的双手，说要把我吊起来。两个民兵也过来帮忙。我一下子就被他们捆得动弹不得。他们几个人几乎同时说：“看你说不说，马上吊起来！” 眼看就要动刑了，我是不想受那个罪的，我便说道：“我说我说。”他们见我开口了，就把捆紧的绳子松开，让我坐下来说。我说道，“我没有参加什么反革命组织，我也不会去搞反革命活动。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我手无寸铁从何造反？”张主任听了用手使劲在桌子上一拍大声说道，“我们已经掌握了你铁的证据，如果不老实交代的话有你好受的，再给你二十分钟时间考虑。”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我仍然没有说什么，我又被锁进了密不透风的仓里。 三月的气温已经很高，在仓里闷了一夜。早晨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吃饭也作呕。看守我的人是周子高，从前他家得过我父亲不少好处。他父亲是个残疾，家里那时候穷得无法生活。我父亲照顾他父子，让看山林守鱼塘，供他们吃，供他们住。心想他或许还能记一点人情，便求他少关一块仓门板子。可这个人却板着面孔说，“你不交代，关死你!”我见求情无效实在忍不了便说道，“我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你们为什么把我往死里整，就是一个死囚枪毙前也是关个通风透气的地方。”“你最好少说几句，还是老实点好。”周子高冷冷地说。我心里明白，再讲也是没有用的，只得安心躺下来。 上午大队部里很清静，大概是昨晚审问我折腾了大半夜，那些干部们都在家里休息。我也被他们搞累了，特别是关在黑洞洞的仓里，没有人打扰，便一觉睡到中午。到了下午又热闹起来了，只听见很多人进进出出，还有几间房子里传出审问和骂人的声音。听得最清楚的是骂富农子弟徐某某、龙某某，说他们早晚到河里捕鱼是搞资本主义，限他们把罚款交上来，还有那些丝网子要送交大队烧掉。 ＊ ＊ ＊ ＊ ＊ 整整一天没人理我。晚上睡到半夜，我被叫醒，穿好衣服走出仓门，马上被大队会计和一个姓张的复员军人用绳子绑了双手。走出了大队部。这是往哪里走呢，我当时心里想，这个时候往野外去莫非是要把我处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冤案，不知要冤死多少好人，今天轮到我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听天由命了。 半个小时以后我被带到原大队贫协主席李幼云家里。进门一看，堂屋里坐着几个大队干部，邻近西塘大队也来了两个青年政治学徒。满屋子烟雾腾腾，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个板着面孔，那场面阴森森的。我被带到屋中间解去了绳子。李主席马上走过来叫我跪下，然后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开中间一页结结巴巴的读道，“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他就不倒。”革委会张主任指着我说，“你今天不交出反动组织，明天就送县公安局。”邻大队来的其中一个把记录本摊开准备录口供。我跪在他们中间象个木菩萨半天没有开口，任凭他们逼问恐吓，膝盖跪痛了就坐下去。这时冷不防背后一脚踢来，我迎面撞在地上，随后又被抓着头发一拖坐起来。血从鼻孔里不住往下滴，额头上也被撞破了皮还鼓起一个鸡蛋大的疙瘩，痛得我眼冒金星，头晕脑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那张主任一拍桌子说道，“再不开口把他吊起来。”李幼云马上把丢在地上的绳子捡起来，走到我身边往我脖子上一套，指着我的鼻子说，“再不开口我就要动手了”。我坐在地上回答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这时大队治安主任站起来说道，“你不说，我来替你说，只要你承认签字画押也行。”于是他拿出一份材料念道：“反革命头目蒋亚林、蒋庆辉、龙平和组织并发展了两个公社、几个大队几十个地富子女的反革命组织。其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抗贫下中农。蒋亚林的交代中写道，我们的组织搞起来了，我就要发展鲁军武当我们的秘书长，因为他有文化、能写会算、聪明能干。”当念完这些时，张主任马上说，“蒋的交代不彻底。我看是已经发展他这个秘书长了。”我连忙分辨说，“没有的事，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搞什么组织的事。平日我与他没什么往来。”治安主任见我不肯承认，横眉怒目的瞪着我说，“你在事实面前还不老实交代，还要死心踏地坚持你的反动立场。只有把你吊起来，看你老实不！”我被这些人罚跪、脚踢，已经是鼻青脸肿，昏昏沉沉。在那种威逼的情形下，真的又被吊打一顿，说不定是断手还是断脚。我想权且躲过一时再说，于是我说，“我承认是蒋的秘书长。”“那你什么时候参加的组织呢？”记录员追问道，“你跟他们搞了些什么活动。”我说，“我记不清日期了，我没有去搞任何反革命活动。”他们见再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几个人出去商量一会儿。那张主任进来对我说，“你上来签字吧。”搞记录的马上把刚才所写的几句话放到桌子上面。我跪了几个钟头，一双脚麻木得站也站不起来了。两个民兵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才走到桌子边。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我在那口供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被押回大队部时天已经亮了，我被折腾得晕晕沉沉，一进牢房便倒头就睡。 就在这天下午，我又被两个民兵着带到昨晚审问的地方。当我进门时，屋子里坐了两个公安局的警察，还有公社管政法的罗部长。听得出大队干部都在隔壁房子里。罗部长指着一条凳子对我说，“坐下吧。”他首先交代了政策，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坐在桌子边的警察打开记录本，问了姓名、阶级、性别、籍贯、年龄、文化程度后又说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你详细交代你们的组织是怎样搞起来的，你们的纲领、目的是什么，你发展了那些人。坦白了以后，我们还会考虑从宽处理的。”这时候，我想如果按照昨晚承认的参加了反动组织向公安局说，就会被立即逮捕。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干呀，于是我说，“我确实没有参加什么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过搞什么组织的事情。昨晚上承认的那些是他们逼的。他们把我关在仓里气都不能透，再有两天我就会被闷死。昨天晚上他们把我又踢又跪，还要把我吊起来，我实在受不住了才胡乱说的。” 他们听了我这么一说，三个人对视一阵没有说话。其中一个警察和罗部长出去找大队干部去了。过了一阵，大队张主任、蒋主任跟着他们一起进屋来了。公社罗部长对我说，“我们了解了一下，今天就按你说的昨天是被逼交代的。今后，我们查出来如果你与此案有关的话，政府对你是要重判的。”我说，“如果我真的加了反革命组织心甘情愿接受政府制裁。”“那你回去吧。听说你在生产队表现也不是那么好的，以后要好好生产劳动、改造思想、靠拢贫下中农。”公安局的人交代完，我心里一阵高兴，关了这么多天，终于可以自由了。 ＊ ＊ ＊ ＊ ＊ 可是，大队上哪能让我回家呢。那些大队干部仍然把我带回大队部。不过没有再关进象棺材一样的板仓里了。和一个姓徐的富农子弟关在一起。他是因为早晨和晚上到河里去捕鱼被当作搞资本主义。平日里有些事情又得罪了大队干部被关进来的。进来后被狠狠的批斗了几次，罚了款还上交了那些丝网子。他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不停地抽烟。我见他那消沉的样子总是劝他几句。他却老是说：“活着没意义。”又过了三天。这三天没有人来找我，安安静静的睡觉。门口仍然有人看守，看守的人员是各生产队轮流派来的贫下中农青年，他们中间一些人平时都是和我一起劳动一起说笑，但这个时候他们一个个板着面孔，已经完全成了敌对关系。 这一天刚吃过早饭，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来，说要带我到九中去参加公捕大会。和他一同到大队部来的几个人都是我一个生产队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要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位队长是我们家十几年的邻居，却硬说，为了安全坚决要用绳子把我绑起来牵着。我家和队长同屋共住，平日相处也没有什么意见，也从未得罪过他家里的人。他家里的孩子小，大人要出工。每天吃了早饭要去出工时，总是把孩子放在坐栏里搬到我家要我妈妈喂饭菜、喂水、换尿布并逗他玩。一连几个孩子都是要我母亲帮他照料。但后来一搞运动，他们家的孩子就不放到我家来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待人呢。就因为他是贫下中农、革命积极份子，我们是地主阶级，要接受他们的专政。 从大队部出来，恰好是同本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去开会。我被队长用绳子牵着走在他们中间。因为是开万人大会，走在马路上的人很多，认识我的人也很多，看到我被绳子牵着都投来异样的眼光。我低着头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那种情形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会场看到别的地方也有几个人被绳子绑着牵了来开会的，我想他们大概也是被耍的“猴子”。整个会场乱糟糟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叫，什么也听不清楚。主席台离我站的地方很远，台上的人也看不清，只听得旁边的人在议论，这次破获的反革命组织, 几个公社抓了好多人，这些人都是地富子女。散会以后，听别人说才知道公安局逮捕了三个人，就是蒋亚林、蒋庆辉和龙平和。 从九中开会回来，我仍然被关在大队部，大队部里被关的人没有一个放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听见隔壁堂屋里在开生产队长会。有位队长在说，“目前生产紧张，让被关的这些人回去搞生产吧，白天晚上还要派人守他们，耽误了很多劳动力。”又听得革委张主任说，“那还要留着这些猴子耍耍，教训教训他们，以后会老实些。” ＊ ＊ ＊ ＊ ＊ 整天坐牢的囚徒生活结束了。每天由李主任带着这几个地富子女去山里挖石头搞义务劳动。晚上这些人被轮流带到各生产队去批斗。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姓徐的富农子弟被带到港口粮站一间空仓库里。先把徐某某叫到天井当中责令跪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半大孩子拿着木棒、树枝劈头盖脸的朝他打，一边打一边骂，你哪次不听安排，哪次又跟别人扯皮。大约斗了点多钟久以后，一个大队干部在外面喊，“把那只猴子也叫到这里来教训一下。”当我站到天井里就要被罚跪时，一个姓张的前任大队长在治安主任耳边说了几句话，罚跪和挨打被免了。那张主任严厉地对我说，“今天是叫你来陪罪的，看你以后老实不。”几年以后，有人告诉我，那次没被挨打是某某提到了你的社会关系，说你家某某是省里的干部，所以手下留情。 我们每天到山里挖石头，出工早收工晚。两只手被那钢扦磨得一层层的血泡。监视我们的那双三角眼时刻盯着我们。不准说话，不准偷懒。我们被关进大队时秧苗尚未下种，可是这义务劳动一直做到禾苗含苞了。三个多月的关押、批斗、劳动改造，几个人都已拖得刮瘦，尤其是心也磨碎了。我不时地问自己这活着做什么呀，还不如死了的好。 一天上午，我们几个人在石函子里抬石头。看管我们的李主任坐在上面抽烟，不知怎么的一声响，他连同几块石头和土块一同滚下石函并被压在下面。我们急忙搬开石头挖开土，把他救出来时，李主任已被压伤了背部，伸不得腰，脚走路也一拐一拐的。我们没有立即送他回家，而是先让他睡在地上，然后去找了民兵营长看了现场，被认为是先天晚上下了大雨引起蹋方。大家这才把治安主任送回家。义务劳动才这样结束了。 ＊ ＊ ＊ ＊ ＊ 这一场所谓反革命组织事件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被判了十年刑的所谓反革命组织首犯蒋亚林坐了九年冤枉牢，被宣布无罪释放。并且经办此案的宁乡人民法院和益阳中级人民法院当着蒋亚林的面消毁了这个案件的黑材料。另一个被关押了三年的蒋庆辉为了争取得到冤枉坐牢的赔偿，从县人民法院档案室拿到了此案件的全部档案。冤案的始末全部大白于公众。档案里的真实纪录是这样写的。一九七零年二月底，住在蒋亚林隔壁的邻居发现蒋亚林家那几天有几个地主子女到他家走动。一个是成德大队的蒋庆辉，他是二月初春节时和蒋亚林打花鼓搞熟的。他那几天乘下雨是想向蒋亚林学唱花鼓调。另外两个是蒋亚林的表姐龙平和、表哥龙正南到他家走亲戚。她怀疑他们是在搞什么活动，于是向贫协主席李幼云报告。李幼云听了这个消息，马上通知大队革委会。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并火速通知成德大队抓蒋庆辉，通知石家湾公社抓龙平和，通知花明楼公社抓龙正南。这几个地方把这些人抓起后连夜审问，严刑拷打，吊“半边猪”，灌冷水等，硬逼他们承认是搞反革命组织，要他们交代出凡是与他们平日有来往人的姓名。随即就出现了几个公社几个大队疯狂的抓捕行动，造成了一宗莫须有的冤案。 唉，斗争的那年月,人心之险恶。常言道，黄河之水能覆舟，比起人心是安流！是安流。 ＊ ＊ ＊ ＊ ＊ 一九七零年下半年那运动更搞得紧张。在城里的厂矿企业、机关单位全国性地普遍清查。凡是阶级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清退回农村改造。我一个远房叔伯姐夫蒋亢宗，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开过汽车，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干了几年志愿军，立过战功。回国后在广州军区开车。后来回到长沙汽车修理厂工作，修汽车的技术特别好。那时也被造反派五花大绑，用汽车押送回乡劳动改造。 我大哥鲁凯南，解放初十五岁就到城里工作。当时在长沙市交通局当干部。我们大队干部几次派人去要把他搞回来改造，说他是逃亡地主，是我大姐姐利用职权包庇他进城的。大队干部多次对我母亲说，“七阿婆，成德大队的蒋亢宗已被城里的造反派押送回来劳动改造。你大崽一家明天就会被押回来改造，你要腾出房子开好铺。”母亲回答说：“那要回来也是没办法，我开铺就是了。”治安主任认为我妈妈说话有不满情绪，是抵触运动，要写反省书。 可是他们没有回来。大队干部跑到长沙市档案局查档案，档案上记录介绍他工作的人是成从修。成从修是老革命，五十年代的省交通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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