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 ======================= 被放弃了的道路 一个政府方略，其基本命题是，对这一代人而言，不是逐利的自由企业制度失败了，而是根本还没试。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当人类文明的进程突然掉头，不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持续进步，我们发现与过去野蛮时代关联在一起的邪恶开始威胁我们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责备一切，除了自己。难道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吗？难道不是有很多最聪明的人在为更美好的世界夜以继日吗？难道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以更自由、公平与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初衷天差地别，我们看到的是奴役与悲惨而不是自由与繁荣，难道还不清楚是邪恶势力阻隘了我们，我们成了某些邪恶力量的牺牲品，我们必须击败它才能继续对美好的追求吗？在指出谁是罪魁祸首时，不管我们分歧多大，无论是道德败坏的资本家还是某个民族灵魂邪恶，无论是老一辈的愚蠢还是我们与之斗争了半个世纪还没推翻的社会制度——至少直到最近，我们都肯定一点：过去一代善意人们共同接受的，决定了我们社会生活重大变革的主要思想，不可能有错。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危机，我们几乎可以接受任何解释，除了一条：世界今天的模样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的错误造成的，我们对抱有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期望大相径庭的结果。 当我们所有精力都用来以取得二战的胜利，有时候很难记得，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为之奋斗的价值已经在这里受到威胁，在他处受到摧毁。尽管当前为存亡而战的敌对国家代表不同的理想，我们不应忘记，不久之前欧洲还是统一的文明，冲突正源于其中的思想斗争；登峰造极，产生极权制度的趋势并不局限于那些已屈从的国家。尽管现在第一要务是赢得战争，但战争胜利仅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面对基本问题，寻找避免重蹈类似文明覆辙的途径。 现在不把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想作不同的世界，而是我们同样思想发展而成的产物，多少有点困难；就我们的敌人而言，至少把他们想成跟我们完全不同，他们那里发生的事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更容易更舒服些。然而，这些国家在极权制度出现之前几年的历史几乎没有我们不熟悉的特征。外在冲突是欧洲思想转变的结果。思想变化在其他国家发展快很多，从而产生了与我们理想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并非置身变化之外。 观念的变化、人意志的力量造就了今天的世界，尽管人类未曾事先料想到结果，并且事实上也没有自身变化因此迫使我们迁就于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对英国人来说可能特别难理解，仅仅因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英国人万幸地落后于大多数欧洲民族。我们仍把现在的理想、过去一代人的理想视作追求的理想，我们没有意识到过去二十五年它们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英国。直到最近，我们还在相信我们遵循的是含糊的所谓十九世纪思想或者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对比其他国家，从那些急不可耐想加速变革的人的观点出发，那样相信或许有些道理。直到1931年，英国在追随其他国家上步伐很慢，但是即便如此，到1931年改变已如此之大，以致只有还记得一战前样子的人知道一个自由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然而，英国人仍然很少意识到的关键一点是，过去一代发生变化不仅仅是量变，事实上意味着我们思想和社会秩序的演化方向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极权主义幽灵成为真正威胁之前的二十五年里，我们就已经逐渐偏离了作为欧洲文明基石的基本观念。应该是我们怀着崇高希望与抱负开始的这场运动带给我们的极权主义直接威胁，这对仍然不愿意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深深的震惊。然而，这一发展仅仅证实了我们仍宣称信仰的自由主义哲学之父们的警告。我们已经逐步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在过去，没有经济的自由就绝不存在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尽管十九世纪托克维尔和阿克顿爵士这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警告过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奴役，我们还是稳步朝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新形式的奴役在眼前出现，我们已经把警告忘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致几乎不能想到二者可能有联系。 如果不仅置之于十九世纪背景，而在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现代社会主义趋势不仅意味着对西方文明的最近发展而且意味着对其整个演化过程的急剧决裂。我们正在快速放弃的不仅是考布登、布莱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甚至是洛克和米尔顿的观点，而且正在放弃从基督教、希腊人、罗马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西方文明的最突出的特色之一。逐步放弃的不仅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还有我们从伊拉斯谟、蒙田、西塞罗、塔西陀、伯里克利以及修昔底德那里继承而来的基本的个人主义。 纳粹领导人说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是反文艺复兴的，真是不自觉地说出了真相。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现代人类所建立的文明，首先是个人主义的文明，而它是摧毁这个文明决定性的一步。个人主义这个名词今天不太好听，跟利己主义、自私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所说的个人主义，是跟社会主义和其它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而言，跟利己自私这些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只能通过本书逐步阐明这两对立原则的对照差异。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提炼自基督教及古代古典哲学的元素，在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得以充分发展，此后成长传播，成为我们所知的西欧文明——把个人作为人来尊重，承认个人空间无论多么狭小，其中个人观点与趣味至高无上；以信仰个人最好应该发展自身天赋与爱好。“自由”(Freedom)和”解放”(Liberty)是现在滥用、用烂了的两个词，在使用它们时必须慎重，能否准确传达它们当时所代表的思想。宽容也许是唯一还保留着该原则全部意义的词，社会上的宽容在整个这一时期从开始逐步上升，直到最近这个时代才又逐步下降，将随着极权国家的出现完全消失。 从有严格组织的等级制度逐步转变为一个人们至少可以尝试塑造自己生活的社会制度，在其中有机会了解、选择不同生活方式，这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从意大利北部商业城市开始，新的人生观随商业发展向西、向北，通过法国、德国西南部传入荷兰以及不列颠群岛，在没有独裁政治势力压迫它的地方扎根成长。在荷兰与英国，它在很长时期得以充分发展，第一次有机会自由地成长，并成为这些国家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基础。从那里，在十七世纪后期及十八世纪，它又开始以更加成熟的形式传入西方和东方，传到新大陆，传到毁灭性战争和政治压迫曾经很大程度上湮灭了其萌芽的欧洲大陆的中心。 在整个欧洲历史的现代时期，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使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习惯和定规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只有这个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才能自觉地意识到，个人自发、不受管制的努力能够为经济活动带来复杂的秩序。政治自由带来未经设计、未能预料的副产品，即经济活动的自由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拥护经济自由一贯论调的长篇累牍。 个人自由从意大利传播到英格兰、到更远，个人能量得以释放，所带来最伟大的结果可能是科学奇迹般的成长。较早时期，创造力并不见得少，工业技术虽然停滞不前但有很多非常巧妙的自动玩意、机械发明，还有一些没有管制的行业如采矿、钟表制造的发展，都可以看出这点。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对所有人能有约束作用，绝大多数人是非观被允许阻隘个人发明，少数机械发明大规模行业推广应用的尝试，其中有些非常先进，很快就被压制，对知识的渴求也被窒息了。只有产业自由为新知识的运用大开方便之门，只有，当什么事情都可以尝试——如果有人支持并承担风险——并且，应该指出的是，往往是授权负责学术的官方机构之外的尝试，科学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常常对的是，对我们文明的本质，敌人比大多数朋友看得更清楚，十九世纪极权主义者奥古斯塔.孔德说“西方世界的陈年固疾，个人对种族的反抗”，这的确是成就我们文明的动力。十九世纪对之前个人主义的贡献只是使所有阶级意识到自由的存在，使得杂乱无章野蛮生长的自由得以系统地持续地发展，从英格兰和荷兰传播到大部分欧洲大陆。 成长的结果超出所有人期望。无论哪里只要消除了人类创造力自由发挥的障碍，人类不断扩大的欲望都能快速得以满足。并且虽然标准的提高导致很快发现了社会污点，人们不再愿意忍受的污点，但可能没有哪一个社会阶级没从普遍的进步中得到实惠。如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我们难以正确评价这个惊人的进步；现在的标准本身就是源于这一进步，并且因此暴露出很多社会的不足。正确评价这对于置身其中的人的意义，我们应该基于初衷来衡量，其成功毫无疑问超过了人类最大胆的想象，到二十世纪初，西方世界一个工薪阶层达到了物质上舒适、有保障并且个人独立的程度，这些一百年之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 可能出现在将来的，这一成功最重要、最深远的影响是人类对于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有了新的理解，相信有无限的可能来改善成功已经造就的一切。成功激发壮志——人类完全有权雄心勃勃。曾经鼓舞人心的誓言已经不够了，发展速度太慢；过去那些促成进步的原则道理不再被视为保持成果、扩大成果的前提条件，更多地被看作加速发展的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 * * * * * 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不是不变的教条，没有硬性的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根本原则就是，在处理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社会自发力量，尽可能少地诉诸胁迫，这能够适用于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特意建立一种尽可能有利于竞争的制度和被动接受现存制度，二者全然不同。对自由主义事业的伤害莫过于僵化地坚持某些简单粗糙的经验法则，尤其是放任自由。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必要又必然。各人有各人具体的措施，给某些人带来直接明显的好处，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又不直接、不易见，面对无数的利害关系，一些简单硬性的规定总是行之有效。放任自由无疑已经假定有利于行业自由，其规则又表现出一视同仁，非常具吸引力，往往无法拒绝。 但是自由主义学说的很多推广者采用硬性的态度，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旦某些观点站不住脚，整个学说全线崩溃。一些相关的政策旨在逐步提高自由社会中的制度框架，这不可避免地进展缓慢，也进一步弱化了其立场。政策的进展取决于我们提高对各社会力量及最适合其运作的环境的理解。自由主义对社会各力量的任务是协助、必要时补充，所以第一要务是了解他们。自由主义对于社会的态度，像园丁照顾植物，为了创造最适合其成长的环境，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植物的结构与功能方式。 没一个在理的人会怀疑，表示十九世纪经济政策基本原则的那些简单粗略的规则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还有很多要学，前进道路充满巨多的可能。但只有在思想上逐步掌握了必须加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才能够取得进展。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工作要做，譬如货币制度的处理，垄断的避免或控制，以及其它领域一些数量更多，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同等重要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政府无疑拥有巨大的权力，为善也罢为恶也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期待，有一天对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应该能成功地运用这些力量。 但是，朝着普遍认为 “正面”的方向前进必然缓慢；自由主义要立竿见影，必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由所带来的财富的逐步增长，但总有威胁到进步的种种提议，不得不不停地与之斗争。最终，因为带给某些具体人群的利益不能高于普遍水平，它被认为是“消极的”。大家越来越认为普遍的进步水平是理所当然，忘了这其实是自由政策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的成功造就了其衰落。因为已经取得的成功，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容忍仍存在的不足，这些不足看起来是多余的、无法忍受的。 * * * * * 自由主义政策进展缓慢，大家越来越缺乏耐心；有些人损人利己后，用自由主义一套措辞为自己辩护，大家心生不满；物质上已经取得了进步，步子迈大点看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结果发生了，接近上个世纪之交时，大家逐步放弃了对自由主义基本宗旨的信仰。已经取得的进步开始被认为是一劳永逸、永保不朽的。大家眼睛只盯着新的需要，好像坚持旧的原则就会阻隘新需要的迅速满足。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在取得过去进步的框架下，沿着老路走，不可能再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只有完全重塑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进步。这不再是一个补充或者改进现有机制的问题，而是完全撕碎它、取代它。随着新一代的希望集中在全新的社会上，对现存社会如果起作用的兴趣和理解迅速衰退；随着对自由主义社会制度运作方式的了解的减少，我们也逐渐意识不到很多东西其实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 专门研究技术问题产生一种思维习惯，所谓科学家工程师的思维习惯，将这些思维习惯不加批判地应用于社会问题，促使了这个形式的变化；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个变化是怎么促使而成的，也不讨论这些思维习惯是如何地抹杀不符合其观点的已有社会学研究成果，把条理组织的概念强加于其并不适用的社会领域的。我们这里所要表明的是，我们对社会的态度是如何毫无察觉、一步一步、到最终完全被改变。这个过程每一阶段的量变已经累积而成对社会问题较早的自由主义态度与现在态度二者质的不同。这个改变最终完全扭转了我们勾勒的社会大略方向，完全抛弃了缔造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统。 据现在主流观点，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能最优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出现的自发力量的问题。我们实际上着手摒弃那些产生未知结果的力量，用集体、“自觉”地指挥一切社会力量服务选择性目标，取代非人为干预的、不记名的市场机制。对这二者区别最好的阐述莫过于一本广受好评的书在其所谓“为自由而计划”的纲领中所采取的极端立场，对此我们后续还会提及。 【卡尔.海姆曼博士写到】今天我们迫不得已对社会做这做那，而我们从来就不必像这样去创造和指挥整个自然界……人类从来不曾试图去另造一个自然，却越来越想管控整个社会生活。 * * * * * 这个思潮的转变与思想当初传播在空间方向上正巧相反，很有意思。两百多年来，英国的思想东传。英国产生的自由原则似乎注定要传遍全世界。到1870年前后，这些思想的主导范围很可能已经扩展到最东面。从那时候开始，它开始后撤，一套不同的思想，并非真正新的而是非常老的思想，开始从东西进。英国在政治、社会领域丧失了思想上的领导地位，成为了思想的输入国。此后的六十年，德国成了中心，注定在二十世纪统治世界的思想从那开始传向东方和西方。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温和的“组织”或者“计划”，到处都是德国思想等待吸收，德国制度等待模仿。尽管大多数新的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但，是在德国，这些思想得以完善，在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纪前二十五年至臻成熟。现在常常忘记德国这段时期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道路上领先多大距离，在社会主义成为英国的严重问题之前的一代，德国在议会中就有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直到不久前整个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基本上完全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以至于今天俄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只是从德国人中止的地方继续，大多数英国社会主义者仍然没有意识到他们开始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很久之前德国社会主义者就彻底讨论过了。 这段时期德国思想家给全世界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影响，不仅得益于德国在物质上的巨大进步，更得益于之前一百年，德国再度成为统一的欧洲文明不可缺少的、甚至占领导地位的成员时，其思想家和科学家赢得的非凡声望。但是它很快就转而帮助那些与该文明根本对立的思想从德国向外传播。德国人他们自己，至少那些在德国人中传播思想的人，完全清楚这种冲突：欧洲文明的共同传统，远在纳粹出现之前，对他们来说就是“西方”文明——这里“西方”不是跟古老东方意义上相对的西方，而是指莱茵河以西。这个意义上的“西方”是自由与民主，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与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者对和平的热爱。 但是尽管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那些“浅薄”的西方思想不加掩饰的轻蔑，可能正因如此，西方人民不断地输入德国思想，甚至被诱导以致相信，他们自己之前的信仰不过是自私自利的合理解释，自由贸易是为促进英国利益而发明的学说，英国人带给世界的政治思想已经过时，无可救药，令人羞愧。 F.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https://ctheory.sitehost.iu.edu/img/Hayek_The_Road_to_Serfdom.pdf ======================= 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