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 ======================= 14. 物质的条件和理想的目标 反对政府主要目标的多数应该奴役本该自由的少数，公平吗？合理吗？无疑，如果是强迫的话，少数迫使多数保留并无不妥的自由，比多数为了低级趣味伤害、迫使少数与他们同做奴隶要来得更公平。那些只追求自己正当自由的人，只要有力量，他们总有权利赢得自由，无论反对的声音有多少。 约翰.弥尔顿 我们这一代喜欢自我吹捧，不像父辈、祖辈那样对经济上的考虑斤斤计较。“经济人的终结”很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神话之一。在我们接受这个说法，或者认为这个变化值得称道之前，我们必须稍作进一步探究，看看有几分正确。当我们考虑最迫切的社会重建问题，看起来几乎全带经济性：我们已经看到，对过去政治理想自由、平等、保障等概念“用经济术语重新解释”是声称经济人的终结的那些人主要要求之一。精心培植使人相信我们经济制度不合理，谎称“潜在充足”，提出垄断是必然趋势的伪理论，大肆宣称某些事件譬如把销毁原材料库存、压制发明归咎于竞争，事实上这类事情正是在竞争环境下不可能发生、只有在垄断情况下并经常是在政府协助的垄断情况下才可能，通过这些，毫无疑问，现在大家的信仰、抱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受到各种经济学说的影响。 然而，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无疑正确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和前一辈相比，不太愿意听从经济上的考虑。绝不愿意为了经济考量牺牲其它任何需求，对眼前目标面临的各种限制没有耐心、无法容忍，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这并非瞧不起物质享受，也不是物质上的欲望减少了，相反，是拒绝承认任何困难，拒绝承认与妨碍我们欲求满足的其它目标有冲突，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与众不同。描述这种态度，用经济恐惧症一词比令人双重误解的“经济人的终结”更合适，后者暗示着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过的方向上从来没有过的状态改变。人类开始憎恨、反抗那些非人为的力量，那些力量常常让他无可奈何，却曾不得不屈服。 这个反抗只是一个例子，更普遍现象的现象是，不愿屈服于任何规则、或者不了解缘由的必需要求；在生活的诸多领域特别是道德的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这常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态度。但是在有些领域，求知而不得，同时又拒绝屈从于任何未知的东西，这极可能导致我们文明的毁灭。周围环境越来越复杂，我们对那些不了解却不断地干扰个人希望和计划的力量的抗拒也不断增长，这很自然，然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完全理解这些力量越来越不可能。象我们这样复杂的文明必然建立在个人调整自己以适应那些原因、本质都不了解的变化的基础上：为什么他应该多得或者少得，为什么他不得不令谋他业，为什么他想要的某些东西比别人更难得到，所有这些与许多情况相关联，单靠哪一个人的脑袋都无法完全理解它们；或者，甚至更糟，那些受影响的人都归咎于可避免的明显、直接的原因，引起变化的那些更错综复杂的关系则必将藏而不现。甚至一个全面计划的社会的领导，假使想给某人一个充分的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要被改派不同岗位、或者为什么薪酬要变，除非解释、澄清整个计划，否则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这当然意味着，只能对少数人解释。 在过去，正是人们对市场非人为力量的屈服使文明成长壮大成为可能，没有这种屈服，文明不能发展；正是通过这种屈服，我们每天都在参与构建一个远超我们个人能完全理解的东西。或者出于对宗教的谦卑精神，或者出于对早期经济学家肤浅教导的过分尊重，过去的人屈从于有些现在认为是迷信的信仰，这没什么关系。重要的一点是，对运作细节难以知晓的各种力量，我们要完全理解屈从于它的必要，那比屈从于宗教或者甚至对经济学学说的尊重所激发的谦卑敬畏，理性上来说，要困难得不知多少。真可能是这样，如果不理解其必要性就不去做，仅想维持当前复杂程度的文明，现在任何人所拥有的聪明才智都还远远不够。作为聪明人的自觉决定，拒绝屈从于我们不理解不认可的力量，是不完全的因此也是错误的理性主义的产物。社会复杂，个人行为五花八门，协调个人行为需要考虑的实际情况没人能够全面了解，不了解所以我们说它是不完全的。并且，它也未能看到，除非这个复杂社会消失，如果不屈从于非人为、看起来非理性的市场力量，那么就得屈从于一个同样无法控制、他人独断专横的力量。当人们急于摆脱现在深感讨厌的羁绊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取而代之的蓄意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新的极权主义限制，甚至会更加痛苦。 那些认为我们以惊人的程度学会了驾驭自然力量，但在成功利用可能的社会合作上可惜远远落后的人，就此说法本身而言，很正确。但是随着进一步的比较，他们声称我们必须以驾驭自然力量的一样方式去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仅是一条走向极权主义的道路，更是毁灭我们文明的道路，是一条肯定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那些提出这些要求的人，正是其要求本身表明他们还没有理解到，仅仅是维护我们今天的文明成果，我们已经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非人为力量对个人努力的协调。 * * * * * 我们现在必须暂时回到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个人自由与全社会必须完全地、永远地服从至高无上的单一目标二者水火不容。自由社会不能服从单一目标，该规则唯一的例外就是战争和其它临时性的灾难。其时，几乎一切让位给紧急需要，这正是为长期保有自由所付出的代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我们为了战争目的学会的流行用语用之于和平目的就如此误导人：为了将来自由更有保障暂时牺牲自由是明智的；但是对作为永久性安排提出来的制度而言这样说就是错的。 和平时期绝不容许单一目标绝对优先于其它所有目标，这甚至适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赞的首要任务，解决就业问题。无疑，针对充分就业我们必须付出最大努力；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该目标可以支配我们，置其它目标于不顾，就象俗话说的“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事实上，正是在这个领域，迷恋于象“充分就业”的一些模糊但中听的词汇，很可能导致极端短视的措施，思想简单的理想主义者绝对而且又不负责任的“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极有可能做成巨大损失。 解决在战后将不得不面对的这一领域里的这些任务，我们应该睁大眼睛，清楚地认识到能够希望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这非常重要。紧接而来的战后局势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上百万的男男女女战争期间投入到了特殊的岗位，能够赚到相对较高的薪水。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特殊行业不再可能有同样多的岗位。因此迫切需要大量工人换岗，其中很多人将会发现他们能找到的工作薪酬不如战时工作。虽然政府肯定会提供规模不限的重新就业培训，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仍有很多人，如果按他们工作对这个社会的价值支取酬劳，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得不接受相对他人物质地位降低这一处境。 而后，如果某行业工会成功地抵制了降低工资，那么只有两种非此即彼的结果：或者采取强迫手段，即是不得不挑出某些人强行转调到其它薪酬相对较差的岗位；或者无法找到与战时同样相对高薪工作的人不得不先处于失业状态，直到他们愿意接受相对较低薪水为止。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跟其它任何社会一样常见；绝大多数工人可能都不愿意给予那些因战争特殊需要而获得特别高薪工作的人永远保持该薪资水平的保证。在这个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会采取强迫手段。这跟我们有关的一点是，如果我们铁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不允许失业，同时又不愿意采取强迫手段，我们将被迫采取各种不顾一切的权宜办法，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都将严重干扰资源的优化使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普遍的、规模可观的通货膨胀，相对于那些人不能降低的工资，增长所有其他人的工资、提高物价，以这种隐秘、偷偷摸摸的方式间接降低实际收入来达到想要的结果，除此以外，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困难。然而，增加其他所有人工资收入到足以能调整所涉行业地位的程度，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规模之大，引起的动荡、困难、不公平的问题只怕远大于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在战后将是特别尖锐的问题，只要经济制度还得适应不断的变化，就会一直存在。最充分就业在短期总是可能的，可以通过把所有人安置在他们当前所在的岗位，也可以通过增发货币得以实现。但，要维持这个充分就业不能只通过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以及阻止行业之间因环境变化必要的劳动力再分配来实现，并且，只要工人有权自由择业，劳动力再分配就会一直发生，只是有些滞后，这样造成一些失业：想通过货币手段达到最充分就业，是一项肯定以失败告终的政策。它往往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口中，在其薪资水平上只有靠政府干预才能维持就业的那部分人的比例因此持续增加。 * * * * * 几无疑问，战后经济事务管理中的学问要比以往重要得多，我们文明的命运将最终取决于我们怎么解决即将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开始会很穷，真的很穷——重新回到和超过以前的生活标准对英国来说可能事实上证明要比很多其他国家更难。如果我们行动明智，通过勤劳、通过投入大量的精力改造、翻新我们的工业设施、工业部门，在几年时间内，达到甚至超过曾经的水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是预先假定，在不影响战后重建的前提下量入为出，不要求比这多的奢望；以最佳方式、以最大限度服务于我们的福祉为目的使用资源，而不是不知所谓地使用全部资源。可能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目光短浅地通过重新分配而不是增加收入来消灭贫穷，这会使大批阶级群众失去动力成为坚决反对现行政治秩序的一群。绝不能忘记的一点是，欧洲大陆极权主义兴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存在一大批新近被剥夺了财产的中产阶级，这个现在英国还不存在。 为了避免命运威胁，我们的希望真地很大程度上必须寄于能恢复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管起点多低，经济增长能不断带来提高；那样增长的主要条件是，我们所有人必须准备好尽快适应一个发生了巨变的世界，不允许为了照顾某些集团的历史生活水准来阻止这种适用，并且再一次地记住，哪里对我们致富贡献良多就把资源挪到哪里。我们要恢复、超越之前标准所需的调整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类似调整；并且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准备好接受这一必要的调整，我们作为一个能够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自由人才能度过困难时期。让我们尽一切办法确保每一个人享有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但我们同时也得接受，为了确保最低基本保障，必须放弃某些阶级的特权保障，不存在某些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特殊标准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的一切借口。 这样说可能听起来很堂皇：去他的经济学，让我们建设一个像样的世界吧，但，事实上，这只是不负责任。我们的现实就是如此，每个人都认为这里那里都需要提高物质条件，建设一个像样世界的唯一机会就是我们能不断提高总的财富水平。压垮现代民主的一件事是，和平时期需要大幅降低生活标准，或者甚至是经济状况长期裹足不前。 * * * * * 承认现在政治倾向对经济前景构成严重威胁、政治通过影响经济进一步危及更崇高价值的人，仍在倾向于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在牺牲物质利益换取理想目标。然而，朝集体主义方向走了五十年，我们的道德标准是不是提高了，或者是否不是在朝着相反方向的走，很值得怀疑。尽管我们习惯为自己越来越敏感的社会良知感到自豪，我们个人行为能否印证这一点却远不清楚。负面来看，我们这一代对现存社会秩序中不平等的愤慨，很可能远超大多数前辈。但这一运动对我们传统道德领域及个人行为的正面标准、对我们严肃认真捍卫道德准则抵制社会机构权宜应急措施的影响则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领域问题如此混淆不清，我们有必要回到基本概念上去。我们这一代可能忘记，道德不仅仅必然是个人行为现象，而且只有在个人能自主行为、自愿牺牲利益遵守道德规范的世界才可能存在。在不谈个人责任的世界，没有善与恶，既没有道德荣誉也没有为信仰做出牺牲这回事。只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能有牺牲它的自由时，我们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我们无权慷他人之慨，被迫慷慨也不是什么美德。社会成员行善，如果从各个方面讲都是被要求的，他们没有资格受到赞扬。如弥尔顿所说“如果一个成年人做的每一件事，好事或者坏事，都是在小恩小惠、授意或者强迫下，美德岂不徒有其名？善行值什么赞美？冷静、公平、自制值什么钦佩？” 物质环境强迫我们做出选择的地方有决定自己行为的自由，对根据自己良心给自己安排的生活负责，是道德观念得以成长、道德价值在个人自主下每日再现的唯一氛围。对自己而不是对上级负责的良心，不是强迫而来的责任感，必需决定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哪些利益，为自己决定产生承担后果，这些才是名副其实的道德精华。 既不可避免也不可否认，在个人行为的世界里，集体主义的影响几乎完全是破坏性的。一个以免除责任为主要承诺的群众运动，不管初衷多么高尚，最终效果只能是反道德的。能有多少人怀疑，在个人力所能及的地方，纠正不平等的个人责任感现在不是增强而是已经减弱；承担责任的意愿以及自己选择是自己责任的觉悟显然已经受到影响？ 要求政府应该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或者甚至只有所有人都一样服从才愿意服从；和乐意牺牲个人要求、甚至可能得不顾舆论敌意做自己认为正确事情，有天壤之别。很多情况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个别陋习已经更加宽容、对个别不平等情况更加冷漠，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属意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那里政府将把一切安排妥当。甚至可能象提到过的那样，热衷于集体行动是我们现在毫无内疚、集体纵容自私的一种形式；作为个人我们还曾学着如何稍稍约束一下自私。 真的是，现在较少得到尊重和实践的那些美德——独立、自力更生、愿意承担风险、愿意面对多数反对坚持自己的信仰、自愿和邻里合作——基本上都是个人主义社会运行的基础。集体主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些美德，当这些美德被集体主义毁掉时，留下了空白，从而完全为要求服从、强迫个人做集体认为是好的事情这些道德标准所填补。人民代表的定期选举，个人道德成分越来越少，选举并不是一个检验候选人道德价值的场合，候选人无需一直重申和证明他对道德价值的衡量，无需通过牺牲他认为较低的价值维护较高的价值来证明他表白的真诚。 集体主义政治行动从演化的个人行为准则中衍生出它自己的道德标准，如果放松个人行为标准带来社会行为标准的提高，那的确会令人惊奇。变化很大是显然的。当然，每一代人和前一辈人相比会把某些价值看的更高些，某些看的更低些。然而，现在是哪些目的处于次要地位，哪些价值我们要注意如果与其它冲突必须放弃呢？现在很受欢迎的作家、演说家呈现给我们的未来蓝图中，哪类价值比起我们父辈梦中、希望中要来得次要些呢？肯定不是物质上的舒适，肯定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肯定不是确保某种较低水平的社会待遇。有没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作家或者演说家敢于告诉大众，他们将会为了理想牺牲物质前途？难道事实不是完全相反吗？我们被反复教导是“十九世纪幻想”的那些东西——自由与独立、真理与诚信、和平与民主、把个人当作人而不仅仅是组织的一分子予以尊重，难道不全是道德价值吗？ 现在什么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标杆，是未来改革者不敢触碰任何计划必须予以尊重的禁区？它们不再是个人的自由，不再是行动的自由，也不大可能是言论的自由。它们是这个或那个集团受到保护的标准，把他人排除在特供之外的“权利”。封闭集团的成员和非成员之间，更不用说不同国家人民之间，歧视对待越来越视为理所当然；政府为了某一集团利益加之于个人身上的不公正被漠视，几近铁石心肠；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粗暴至极的侵害，譬如发生在强制移民中的事情，连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人也予以首肯。所有这些肯定表明我们的道德感不是变得敏锐而是迟钝了。我们被反复提醒，要做炒鸡蛋就必须先打鸡蛋，那些打碎的鸡蛋几乎都是那种一、两代之前视之为文明生活基础的东西。并且很多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宣称的原则表示体谅，当权者犯下的暴行还有什么不能被他们轻易宽恕的呢？ * * * * * 集体主义发展带来的道德价值改变中，有个方面现在特别值得思考。那些越来越不受尊重、于是越来越罕见的美德恰恰是英国人公正地引以为豪、并被普遍认为擅长的那些。英国人拥有过的、除了象瑞士、荷兰少数等小国之外比其他多数国家人民程度更高的美德是独立、自力更生、个人原创、对地方负责、成功依靠志愿活动、不干涉邻居事务、宽容异见与异端、尊重习俗与传统、适度怀疑权力与政府。英国人的强项、英国人的性格、英国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培养的结果。但几乎所有体现英国人道德精华特征、进而塑造英国人民族性格和整个国家道德氛围的传统与制度，正被集体主义的发展及其固有的中央集权趋势逐步摧毁。 外国人的背景有时候有助于更清楚地看到什么环境造就一个国家道德氛围的特别优秀。如果一个人，不管法律怎样规定，永远只能当个外国人，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伤心的景象就是，英国人为这个世界贡献的最珍贵的东西，被英国人自己糟蹋到何等程度。英国人几乎不知道他们与其他多数国家人民有多大的不同，无论属于哪个党派，他们都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明显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从党派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英国人无论有多大不同，仅在二十年前，相对于其他多数国家人民而言，都是自由主义者。并且，即使在今天，英国保守派或者社会主义者，跟自由主义者一样，如果他到国外旅行，尽管他可能发现在跟他们志不同道不合的圈子里、纳粹或者极权主义当中，卡莱尔或者迪斯雷利、韦伯夫妇或者赫伯斯.乔治.韦尔斯的思想、著作超受欢迎，但是如果他遇到一个思想孤岛，麦考利、格莱斯顿、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或者约翰.莫莱的传统犹存，他就会发现和同他讲“同一种语言的”志趣相投的人——不管他与他们所支持的理想有多么的不同。 使人对英国文明特有的价值丧失信心最明显的，对我们当前追求伟大目标起最大麻痹作用的，莫过于大多数英国舆论宣传的无能、无效。对外宣传成功的首要先决条件就是自豪地肯定他国人民知道的、本国的特色价值和突出特点。英国宣传无效主要的原因是那些指挥的人似乎自己丧失了对英国文明特有的价值的信仰或者对区别于他国人民的价值要点一无所知。左翼知识分子的确是外国神拜久了以至于对英国特色制度和传统的优点似乎无从知晓。他们大多数引以自豪的那些道德价值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准备摧毁的制度的产物，对此，当然这些社会主义者不能承认。并且，不幸的是，这样的态度并不限于公开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希望对那些声音较小、但人数更多的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这不是真的，如果通过当前政治讨论和宣传所表达的思想来判断，不仅仅是“讲莎士比亚所讲”的，而且“信弥尔顿所信”的那些英国人看起来都消失殆尽。 不管怎样，相信以这样态度做宣传能够对我们的敌人、特别是德国人达到期望的效果，那是大错特错。德国人了解英国，也许不是特别深，但足以知道英国式生活的传统特色价值是什么，过去两、三代是什么逐渐把两国人民思想分割开来的。如果我们想说服他们，不仅仅出自我们的真诚，而且我们必须为他们走过的道路提供一个真正的替代，就不能对他们的思想体系让步。我们不应该借他们父辈思想的过时翻版去愚弄他们——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现实政治”、“科学”计划还是社团主义也好。我们不应该通过跟着他们在朝极权主义道路上走一半的方法对他们相劝。如果英国人自己放弃个人自由与幸福的最崇高理想，如果他们默认他们的文明不值得保留只知道最好就是跟着德国屁股后面走，他们真的没什么贡献可以做了。对德国人来说，所有这些不过是迟来地承认英国一直以来都是错的，不管过渡时期多么糟糕，他们自己才是走向暂新、美好世界的领头羊。德国人知道他们所认为的英国传统和他们自己的新思想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两种人生观。他们也许会被说服他们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绝不会相信在德国的道路上英国人会是更好的向导。 对于那些价值观跟我们最接近，我们最终必须指望他们的帮助以重建欧洲的德国人来说，这类宣传尤其没有吸引力。经验让他们更明智、更伤感：他们知道在个人自由、个人责任被摧毁了的制度下，不论是良好的愿望还是高效的组织都不能让人安身立命。已经吸取了教训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是最想要的就是保护自己对抗庞大的政府——不是庞大组织的宏伟计划，而是再一次和平地、自由地建设自己小天地的机会。我们之所以能希望得到敌对国家的一些民众支持，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宁愿受英国人而不愿受普鲁士人指挥，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在英国理想致胜的世界里，他们会少受些命令、有更多的空间安心从事他们自己的追求。 如果我们要在意识形态战中取得胜利、赢得敌对国家正派人士的支持，我们必须首先恢复对英国过去传统价值的信心，必须有道德勇气坚决地维护我们的理想对抗敌人的攻击。要赢得信心和支持不是通过丢人的道歉、不是通过正在尽快改革的保证、不是通过解释说我们正在寻求一种传统英国价值和新的极权主义思想的折衷。我们所依靠的也不是最近对社会制度所做的改进，比起两种对立生活方式的天差地别这样的改进虽然有效但效果甚微，我们所依靠的是对英国传统信仰的不动摇，英国传统造就了这个国家，它的人民自由、正直、宽容和独立。 F.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https://ctheory.sitehost.iu.edu/img/Hayek_The_Road_to_Serfdom.pdf ======================= 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