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 ======================= 7. 经济上的控制与极权主义 对财富创造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希莱尔.贝洛克 大多数认真考虑过计划实践方面的计划者对计划经济必须多多少少走独裁路线没什么怀疑。各种经济活动组成错综复杂的系统，如果要完全自觉的指挥，那必须由一批专家来进行，并且最终的责任和权力必须掌握在一个总指挥的手中，他的行动不受民主程序的束缚，这个说法源于中央计划的基本思想，太显然，不会不得到相当普遍的赞同。计划部门给我们的一个安慰是，独裁的指挥将“仅仅”运用于经济事务。譬如，最知名的美国计划主义人士之一，斯图尔特.蔡司，就向我们保证，在计划的社会“如果政治上的民主局限在经济事务之外，那是可以保留的”。那样的保证往往伴随的就是建议我们通过放弃生活中不重要或者应该不重要方面的自由，从而在更高价值的追求中获得更大的自由。基于此，那些厌恶政治上独裁想法的人往往嚷着要个经济领域的独裁者。 直觉而言，这些论点有吸引力，并常常吸引最聪明的头脑。如果计划真地把我们从次要的计较中解脱出来，并且更容易地给我们的存在带来朴素的生活、高尚的精神，谁会愿意贬低这一理想呢？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真地只关心生活中低级甚至邋遢的一面，我们当然应该竭尽全力地寻找一个途径，从对物质目标的过度计较中解脱出来，把它们留给某些事务性机构去处理，让我们的思想自由地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 大家有把握相信指挥经济生活的权力仅仅是处理次要事务的权力，并因此轻视它对我们经济追求的自由的威胁，不幸的是，全无根据。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错误地相信有独立于生活其它目标的纯粹的经济目标。然而，除了一些病态财迷的个案，没有那样的东西。理性人类活动的最终目标从来不是经济的。严格的讲，没有“经济动机”，只有作为我们追求其它目标条件的经济因素。日常用语中误导性称为“经济动机”的东西，只不过是想获得一般性机会的愿望、想取得可以达成各种目的权力的愿望。如果我们为钱而奋斗，其实是因为钱能为我们享受成功果实提供广泛的选择。在现代社会，因为货币收入的有限使我们感觉到相对贫困带来的束缚，很多人因此憎恨象征这种束缚的货币。但，这是错把传递力量的中介当作了原因。更正确地说来，钱是人类历史上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的工具之一。在现有社会里，正是钱为穷人提供了惊人的可选范围，这个范围超过没几代前富人的可选范围。如果就像很多社会主义者颇为典型地提出的那样，很大程度上以“非经济激励”取代 “金钱的动机”，如果我们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我们应该能更好地理解金钱所起的意义。如果所有报酬不再以货币的形式，而以荣誉、特权、凌驾于他人的职位、更好的住房、更好的食品、旅行和教育机会等形式支付，这仅仅意味着接受者不再有选择。决定报酬的人，不仅仅决定了报酬的大小，而且决定了报酬应该被享用的具体形式。 * * * * * 一旦我们意识到没有一个另外的经济动机，经济上的得与失就是得与失，其中我们有权决定哪些需要与愿望应该受到影响，也就更容易看到总地相信经济事务只影响生活次要目标的真相，也就更容易理解“单纯”考虑经济往往带来对问题的轻视。在某种意义上，在市场经济下，这很有根据——但也仅仅在那样的自由经济下。只要我们可以随意支配我们的收入、全部财产，经济损失总是只能剥夺我们能得以满足的那些愿望中我们自认为最次要的部分。“单纯的”经济损失是那样的一种损失，我们仍可以使其影响转移到次要的需求上；当我们说损失的价值远大于其经济价值或者不能以经济数据来估算的时候，它意味着这个损失发生在哪里发生我们就必须在哪里如实承担。对经济所得而言，类似。换句话说，经济变化通常只影响我们需求的边缘或者“边际”部分。很多事情都比能被经济得失影响的事情更重要，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超过经济起伏所影响的生活便利甚至日常所需。和它们相比，“肮脏的金钱”，我们经济上好点歹点的问题，看起来并不重要。这使得很多人相信，像经济计划这类仅影响经济利益的东西，不会严重地干扰到生活中一些更基本的价值。 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对我们来说，经济价值不如其它很多事情重要正是因为在经济事务中我们能自由地决定那些重要，那些次要。或者，我们可以说，因为现在社会，必须解决生活中经济问题的正是我们自己。在经济追求上受到控制，意味着，除非我们声明追求的具体目标，否则总是受到控制。如公布具体目标，我们又必须求得认同，所以我们真的会在所有事情上被控制。 因此，经济计划引出的问题不单纯是，我们认为重要、次要的需求是否能以我们希望的方式得以满足的问题；而是，对我们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问题是否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或者是否应该由计划者来决定的问题。经济计划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轻蔑的说只是经济问题时脑海中出现的那些无关痛痒的需求。它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作为独立个体不再有权决定什么无关痛痒。 政府指挥所有经济活动不仅仅会控制我们生活中次要部分，它会控制有限的资源在我们所有目标之间的分配。并且，无论谁控制了所有经济活动那就控制了我们实现目标的资源，因此必然会决定哪些需求要满足、哪些不要。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济控制不是单纯控制人生活中能和其余部分割裂开来的某一部分；它控制了我们追求所有目标的资源。并且无论是谁单独控制了资源，就必然决定它服务哪些目标，哪些目标优先哪些靠后，简而言之，就是该信什么，该干什么都由他控制。中央计划就意味着经济问题由集体而不是个人来解决；但这就涉及也必须由集体或者其代表来决定不同需求的相对重要性。 计划者向我们承诺的所谓经济自由确切的意思就是我们无需再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常涉及的痛苦抉择别人会给我们做。因为在现代条件下，几乎所有事情，我们都依赖于同胞提供的资源，经济计划将涉及指挥我们几乎全部的生活。从我们基本的需求到和家人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哪个方面不受到计划者的“自觉控制”。 * * * * * 计划者选择不直接控制消费，他们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也一样什么都不少。尽管计划的社会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采取配额或者类似的措施，但计划者对我们私人生活的控制权力并不靠这个，即使消费者名义上可以按个人喜好支配其收入，一样可以控制。在计划社会里，政府拥有的控制消费的权力来源于对生产的控制。 在竞争社会里，选择的自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寡头，我们就得看他的脸色了。一个指挥整个经济系统的政府部门，可以想像他们是最有权有势的寡头。我们很可能不必害怕这个寡头会以私人寡头同样的方式利用权力剥削；其目的想必不是榨取最大经济利益，但他有绝对的权力决定给我们什么，要什么条件。他不仅仅决定有什么商品、有什么服务，有多少，他还能决定这些在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对不同人随心所欲地歧视对待。如果我们记得大多数人拥护计划的原因，还会怀疑这个权力会被政府用来服务它所认同的目标，将其所反对的目标排除在外吗？ 通过控制生产、价格所获得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在竞争社会里，我们为某一物品所必须支付的价格，也就是物与物交换的比例，取决于我们获得一件物品，就剥夺了社会上其他人其它一些物品的数量。这个价格不能为任何人的意志所决定。如果为达到目标，某条路对我们来说过于昂贵，我们可以自由地尝试其它路。路上有障碍不是因为有人不赞同我们的目标，而是因为其它地方也需要同样的资源。在计划经济中，政府时刻关注着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肯定会利用权力厚此薄彼帮助某些阻止某些。对于我们理应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看法，而是别人的看法，来决定是否应该得到。并且，如果试图逃避政府控制，政府有权力阻止，因此政府对我们消费的控制跟直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花钱差不多。 * * * * * 政府的意志不仅仅在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方面，甚至主要不是在这方面，塑造和“指引”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更多地作用在我们作为生产者的方面。我们生活的这两个方面不能分开；对我们中的大多数而言，在工作中所有花费的时间是生命的大部分，并且我们的工作通常决定了我们的住所、邻里，对于我们的幸福而言，择业的一些自由很可能甚至比业余时间花钱的自由更重要。 毫无疑问即使在最好的社会这种自由也是非常有限的。很少人曾有充分的职业选项。但重要的是，我们有选择，我们不是绝对地被绑定在一个别人为我们选择的、或者我们过去曾选择的特定工作上，如果一个岗位变得无法忍受，或者我们喜欢上了另外一个，有能力的人几乎总有办法，在牺牲某些为代价的条件下，能够达到目的。最不堪忍受是我们知道无论做什么也无法改变现状；纵使我们永远没有决心做出必要的牺牲，如果我们知道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摆脱，也能让很多糟糕的处境好过些。 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的世界一切都在朝最好方向发展，也不是说我们过去最自由的时代已经有那么好了，更不是说为群众提供更多工作机会的问题上，国家没多少可做的了。在这方面，跟其它方面一样，国家在帮助传播知识、信息、提供人员流动性方面可以做的很多。但我们要指出的是，确实可以增加择业机会的那类国家行为与现在普遍提倡和实施的“计划” 几乎正好相反。的确，大多数的计划者都承诺在新的计划的社会里，会严格保护甚至增加择业自由。但是他们的承诺超出了他们能够履行的能力范围。如果要计划，他们必须要么控制各种行业、职业的门槛，要么控制薪酬支付的条款，要么两者一起控制。计划实施的已知例子中，几乎都把建立这种控制和限制列在首要措施之列。如果这种控制由单一的计划部门推广实施，无须多少想象力，大家就可以看到承诺的“职业选择自由”会是什么样子。“选择自由”纯粹会是虚的、仅仅是一句不歧视的承诺，实质上歧视不可避免，大家能寄予希望的就只是政府能基于他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做遴选。 如果计划部门把自己的权力局限在设定招工的条款，通过调整条款调控招工人数，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规定薪酬跟明确排除一样能阻止很多人进入各个行业。一个相貌平平却很想成为销售的女孩、一个体弱而又一心向往羸弱体质无法胜任的工作的男孩，以及普遍来说那些显然能力不够或者不适合的人，在竞争社会里都未必被拒之门外；如果他们足够看重这个职位，他们常常能通过经济上的牺牲获得从头做起的机会，日后通过当初并不显而易见的长处获得抵偿。但，如果政府规定了整个门类的薪酬，遴选通过客观考试，候选人对某份工作的渴望程度就没什么作用了。一个人他的资格证书不是标准的、或者他的性格不是普通那种，即使雇主的意向会契合其特别的需求，也不再能达成特殊的安排： 那些不愿意按部就班，喜欢工作时间不固定、甚至自由随性、宁可拿较少并且可能不稳定收入的人就不再有什么机会了。情况会是，毫无例外，某种程度上跟身在一个大单位一样——甚至更糟，因为他们无法脱身。我们本来可以自由地选择最值当的时机、场合合理高效地工作，现在不行了，我们必须与计划部门为了简化工作制定的统一标准保持一致。为了使庞大的任务可管理，政府不得不把丰富多样的人的才能、志趣分门别类，简化成容易互换的单元，有意忽略人与人之间的细小差别。尽管公开宣称计划的目标是人不再作为纯粹的工具，事实上——因为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个人的喜恶——个人将变成前所未有的纯粹的工具，被政府用来为那些抽象的“社会福利”或者“共同利益”目标服务。 * * * * * 在竞争的社会，大多数东西都有价有市——尽管不得不付的价格常常高得残忍，这是一个重要性很难被高估的事实。然而，如不如此，不会有完全的选择自由，只有必须遵守的命令、禁令，最后求助于权势人物的恩赐。 在竞争社会中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这成为一种应该被指责的理由，对于这类问题的普遍误解耐人寻味。如果那些反对将生活中较高尚价值卷入“金钱关系”的人真地认为，我们不应该牺牲次要需求以满足较高尚价值，并且应当由别人来为我们做选择，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要求相当奇特、看不出对个人尊严的尊重。生命与健康、美与善、尊严与内心平静只有以相当的物质代价为基础才能呵护得完美如初，不能否认有人必须面对选择，也不能否认我们有时并未准备好做物质上的牺牲来保全这些较高尚价值。只举一个例子：假如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愿意承担放弃使用机动车的成本，当然能够把机动车事故导致的伤亡降到零。同样的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例子，我们时刻冒着我们自己、同伴的生命、健康及其它很多美好精神价值的风险，来提高我们同时轻蔑地称指为物质享受的东西。反过来，事情也不能是，因为目标众多而资源有限，这些绝对价值决不能受到威胁，所以我们不做其他事只为它们而奋斗。 残酷的实际情况常常要求人们做出痛苦的选择，人们希望避免这样的选择，不奇怪。但没什么人想通过让别人来帮他们选，来避免自己选。人们只是希望完全不必要做这个选择。他们只是太愿意相信这个选择不一定是必要的，困难是所处的具体经济制度带来的。他们所厌恶的其实还是有经济上的问题。 带着一定不再会有经济问题的一厢情愿，大家从一些不负责任的谈话中得到了 “潜在丰富”的保证——如果这是事实，确实不会再有经济问题，不要再面对选择困难。但是，只要社会主义还在，这个把戏就以各种名义充斥于社会主义宣传，它仍然如一百年前首次出现时一样，明显错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宣传它的人制订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如何增加生产，以消除我们认为的贫穷，甚至在西欧，更不要谈全世界了。读者们可以这样认为，无论谁说潜在丰富，要么不诚实，要么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然而正是这个虚妄的希望和其它一切虚妄的东西一样驱使我们朝计划的方向前进。 当这个虚妄的信仰仍然在群众运动中起作用时，宣称计划经济比竞争制度能够产出多得多的产品的说法已经被研究该问题的大多数学者逐步抛弃。甚至很多认真研究过中央计划问题的持社会主义观点的经济学家现在也只满足于希望计划型社会和竞争型社会效率相当；他们不再鼓吹计划生产效率高，转而鼓吹计划可以确保我们更合理、更平均的财富分配。这的确是计划唯一能认真坚持的论点。如果我们想确保财富分配符合预先确定的标准，如果我们有意去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无可争辩，我们必须计划整个经济系统。但问题是，为实现某些人公平的理想我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饱受攻击的由经济力量自由决定的结果相比，是不是一定不会带来更多的不满和更多的压迫。 * * * * * 人类大部分历史时期经济活动都是约束和管控的，采用中央计划不过是在短暂的自由经济后回到过去而已，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并不见得超过自由放任时代以前那些时期，如果这样想来寻求自我安慰，那是严重的自欺欺人。这是危险的幻想。在欧洲历史上，即使经济生活管辖程度最高的时候，它也只不过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半永久性的规则框架，在其中个人保留了宽敞的自由空间。当时可利用的管控手段也只够以推行很一般性指挥。甚至管控最全面的地方也不过涉及到参与社会劳动分工的那些人的活动而已。在更大的范围，人们自力更生，选择自由，行动自由。 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自由经济时代，劳动力的进一步分工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形，我们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按现有水准支撑已是极大增加的人口。但，后果是，用中央计划替代竞争的话，需要对我们生活进行集中指挥的内容会大大增加，史无前例。它不可能只限于我们认为属于经济活动的内容，因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于他人的经济活动。 “集体满足我们的需求”希望我们在规定的时间以规定的形式获得生活所需、生活所乐，带着对它的热情，社会主义者为极权主义铺好了路，当然，部分革命热情被有意用作政治教育手段。但是，计划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剥夺我们选择的权利，为了在计划确定好的时间，给我们计划好的东西，把革命热情作为教育手段也是计划迫切要求的结果。 常说，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空话。这很对，但跟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义几乎完全相反。经济自由是其它所有自由的前提，它不能是社会主义者许诺的、个人放弃选择的权力和必要、免于经济考虑的自由；它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必将承担权利带来的风险和责任。 F.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https://ctheory.sitehost.iu.edu/img/Hayek_The_Road_to_Serfdom.pdf ======================= 芦苇道36号(www.thel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