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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研究社会事务的职业学者来写一本政治著作，首要责任就是明白地指出这点。这是一本政治著作。我不希望用社会哲学文章更优雅大气的名字来掩盖这点，尽管完全可以那么做。但无论什么名字，基本点一样，我要说的都源自某种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本书里充分履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责任：阐明本书整个论证所依据的这些终极价值是什么。

然而，我想补充一点。尽管这是一本政治著作，最大限度能怎么肯定我就怎么肯定地说，其中列出的信念并不取决于我的个人利益。在我看来理想的社会，没有理由对我比对英国大多数人更有利。事实上，社会学的同事一直对我说，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制度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地位应该会高很多——当然，前提是我得接受他们的观点。我同样肯定是，之所以反对这些观点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同于我从小就接触的观点，相反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曾持有的观点，也正是这些观点使我选择了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那些当下时髦，在每一个政治观点背后寻找利益动机的人或许可以容许我补充说，我完全有理由不写、不出版这本书。它肯定会冒犯很多我希望友好相处的人；它迫使我放下手头更擅长、长期来说更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它肯定会妨碍别人接受我倾心向往、更严谨的学术工作成果。

尽管如此，如果我认识到写这本书是我无可推脱的责任，主要归因于，广大群众几乎未能充分认识到，现在这个时刻对于未来经济政策问题讨论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实际情况是，现在多数的经济学家为战争服务多年，他们的官职使他们集体失声，导致的后果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舆论为外行、怪论、强词夺理、不懂装懂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必然心生忧患，不能明言，仍有闲暇写作的我，责无旁贷——倘使环境不同，应该把这些对国家政策问题的探讨留给更有威望、更有才能的人。

本书的中心论点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中首次概述过，这篇文章可见于1938年4月的《当代评论》，后来增订重印为亨利.大卫.吉登斯教授1939年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之一。感谢编辑、出版商允许我节选重版部分段落。

		于伦敦经济学院
		剑桥，1943年12月


F.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https://ctheory.sitehost.iu.edu/img/Hayek_The_Road_to_Serfdo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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